新聞傳播學論文-從直播中國看電視現場直播觀念的演變內容摘要本文以直播中國現場直播節目的設置為例，分析了我國電視現場直播觀念的演變過程，并指出中國電視傳播觀念的更新，給電視新聞報道帶來的沖擊。關鍵詞直播中國；現場直播；傳播觀念；社會責任電視技術的發展使電視新聞的采集、加工、傳遞變得更為快捷有效。在世界電視業日益激烈的新聞競爭中，中國電視新聞從技術手段到內容風格，從理論建構到業務實踐都得到進一步發展和完善。中國電視新聞傳播觀念正悄悄地發生變化。楊偉光同志在一次講話中曾提出：“電視是全天播出的新聞媒介，它的時效觀不是播今天的消息，而應該是剛剛發生的消息，甚至是正在發生的消息。”朝著這個目標，在近幾年的時間里，中央電視臺進行了數次現場直播報道，充分體現了中國電視新聞傳播的努力方向：面對重大事件，實現時差為零的同步報道。現場直播作為一種全新的報道方式，已深入人心，并在實踐創作中不斷深化。以改版后的東方時空每周一次的直播中國為例，充分體現電視業面對紛繁多變的社會，在創作觀念上的更新。一、電視傳播觀念的更新從90年代以來，中國電視新聞傳播更多地注重于客觀記錄，展示新聞事件發生、發展的過程，在表達新聞事件時采用多重視聽元素，盡力展現其各個層次、各個側面，大量利用同期聲記錄人物談話和現場實況音響等。觀眾在主動感受現場報道的信息多元化和多樣化、復雜化的同時，有了信息選擇的更大空間，并在自主地解釋報道意義的同時被賦予能力，受眾地位無疑日漸提高。回顧我國電視新聞報道方式，我們不難發現，隨著對傳播研究的深入，在新聞報道中我們越來越多地注重對受眾能力的開發。中國電視誕生之時，其報道內容主要是政策解釋和政令的宣講，很少介入新聞報道的過程。從傳播的角度看，只強調傳播者對接受者的有意影響，忽略對傳播效果的研究，調動受眾參與節目更無從談起。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中國社會政治生活中社會主義民主化進程蓬勃發展，電視新聞處于嘗試和探索階段。這期間就現場報道而言，出了不少精品，但沒有形成氣候。更多的電視人通過探索對電視新聞傳播中如何更好地實現傳播價值，電視新聞傳播如何適應受眾，發揮媒介優勢有了更多的感受和研究。隨著傳播學研究領域的深入，我們看到“媒介萬能論”或“傳者第一論”已無法解釋傳播過程中的諸多現象。大量的電視新聞報道實踐證明，電視觀眾由于個人差異、社會類型和社會關系等不同，對相同的信息會有不同的反映。媒介的傳播效果是有限的。新聞傳播如何面對這些有著不同興趣、愛好和需求的受眾，提高傳播的針對性。傳播學研究中大量從心理學層面對勸服效果的研究成果，為電視新聞報道打開了思路。哈佛大學心理學家鮑爾提出的“固執的受眾”理論，認為對頑固的受眾來說，信息不是被動接受，而是主動發現的，重要的是受眾如何處理信息。“使用與滿足論”進一步強調受眾的地位，用施拉姆的話來說就是“訊息是放在接受者愛怎么處理就怎么處理的地方”。傳者必須更注重受眾的需求。電視新聞是以現場的聲畫并茂的優勢參與傳播媒介的競爭。多重視聽符號的綜合運用，將觀眾帶入一個事件發生現場，與事件有關的信息觀眾都能感受到，并會注意捕捉與主要事件相關的訊息，與此同時一些不相關的信息也會出現在觀眾面前，干擾觀眾對信息的處理。因此，片面地突出將訊息全盤展現，受眾有任意選擇信息的自由，讓受眾自行處理，只能是一種傳播假設。在實際報道過程中，媒介需要拿出支配性的意見。電視記者必須在現場對各種有用無用的信息進行選擇、過濾，通過對報道全面、客觀的設置，才能幫助觀眾搞明白事件的真相。傳播者畢竟是作為控制信息的一方，它站在較高的位置擔負著主導的角色，根據一定時期的需要發起并形成強大的報道優勢。傳媒的報道會影響受眾對哪些問題重要的判斷。同時某類議題或事件報道出現頻率的多少也是受眾判斷其重要與否的依據，傳媒通過有組織的報道引導人們思考某類問題。受眾面對傳播的內容既存在需求的權力，也存在抵制的自由。我們也應看到，隨著資訊社會日益發展，受眾的意識已相應發生變化，受眾在傳播中的位置提高，越來越多的人希望通過媒介進行自我判斷和選擇。現代傳播中，受眾與傳播者存在著共同追求信息的平等關系。作為電視新聞如何在報道中貫徹這種意圖，使信息能順利地，以最好的效果到達傳播的彼岸。當電視傳播的技術手段逐漸完善后，現場直播自然便提到電視新聞的報道日程上了。二、電視現場直播報道的觀念演變新聞現場直播是指“電視臺記者在事件現場，以完全紀實的手法把現場情景邊攝錄，邊同步播出。”然而隨著社會發展，重大新聞事件的“現場”日趨復雜，時空分布日趨分散。觀眾對電視報道的真實感、現場感要求卻日益迫切。為了解決這種報道內容的單一與觀眾要求的多樣之間的矛盾，中央電視臺于1997年進行了幾次大規模現場直播報道。將“現場”這個外延拓寬，內涵也在媒介的精細布置下豐富。回顧這幾次令人矚目的現場直播，我們不能不感慨，我國電視傳播業在傳播觀念上的更新和傳播方式上的大膽嘗試。它為直播中國節目的問世奠定良好的基礎。以1997年3月9日的日全食彗星天象奇觀的直播報道為例。中央電視臺對漠河、北京、南京、昆明的日偏食進程進行全貌報道，使觀眾在電視機前對各地日食程度有了形象的、全面的認識、感受和理解。在電視屏幕上我們看到當8：41北京日全食達到最大值時，反復對切其他三地的太陽畫面，9：07漠河日全食即將出現前40秒，反復切出昆明太陽復圓畫面。跨區域大范圍的來自京、黑、寧、滇四地的現場信號把幾個地方的景觀同時展現在觀眾的面前，通過全方位多角度的機位設置使新聞現場完全處于攝像機的關注下，確保觀眾對現場各個角落的一覽無余。大范圍多機位的設置仍無法完整表現事件的發展變化，它必須同長時間大跨度的跟進式報道結合起來，即媒介通過對新聞事件過程的連續展示，不斷提供新鮮信息來抓住觀眾。現場直播報道對時間的裁剪顯示電視轉播的優勢。電視臺在播出計劃中“開窗口”辟出大段時間保證了報道與新聞事件同步推進，進行全方位多側面的動態報道，如連續72小時的香港回歸特別報道，14小時的三峽大江截流特別報道等，實現了完整的進程式現場直播報道。現場直播報道總體上大跨度長時間跟進式的操作和跨區域全方位的設置機位結合在一起，充分展示了電視媒體裁剪時空的魅力，使新聞報道突破了“一時一地”的局限，實現“多時多地”的傳播，從傳播效果來看，它最大程度上保證了新聞傳播的客觀真實性。這是對電視直播報道觀念的一個突破。現場直播報道依托現場實況部分的發展設置鏡頭，通過新聞資料的運用，熱點問題的分析，演播室內主持人訪談和專家人士的點評，使新聞報道更全面豐富。現場直播的背景部分主要承擔報道輔助性新聞事實的敘述功能，是對事件的淵源意義等隱性階段的敘述。在輔助性新聞事實當中，一類是縱向的，即敘述新聞事件的歷史淵源與發展趨勢，如九屆人大一次會議直播報道中歷屆人大概況、中國人民代表大會概況兩部短片。另一類信息是橫向的，即對新聞事件中涉及到的人、地、事以及相關情況做必要的補充交待。如日全食彗星天象奇觀報道中，對漠河地理人文環境的介紹，科學知識的介紹等。這些輔助性新聞事實表現多樣，既有文字解說，又有影像圖標動畫，權威性宇可視性兼備，報道內容全面而厚實，保證觀眾對新聞事件有更全面了解與認識，跳出現場，拓寬視野。背景報道還承擔了調整觀眾視角的功能。通過主持人訪談和專家評說幫助觀眾不斷從新的角度來主動地審視新聞事件，如在三峽大江截流特別報道中為主持人設計了12段演播室的話題，其中三峽工程資金來源、三峽移民問題等熱點問題討論，為觀眾提供了一個又一個不同角度來審視新聞事件，而專家的評說又為觀眾對不太熟悉的、專業性強的新聞事件進行思考提供幫助，在諸多背景材料的啟發之下，觀眾的被動收視轉化為主動地審視新聞事件，從而對新聞事件背后所承載的情感理念價值觀有了更深的了解。東方時空改版后，為了突出其新聞節目特色，增添了每周一次的直播中國現場直播節目。它不僅將現場直播日常化，而且對現場直播的內涵理解也更進了一步。一個明顯的變化在于，直播的現場不再是重大新聞事件現場，而是從更高的社會層面選題，以生活化的、具有地域特點的場景，讓觀眾去感受別樣的“生活空間”。直播中國每期25分鐘左右，每個星期天上午8點至8點半，通過直播方式，選取自然、人文、民生的角度報道中國，認識中國。直播的內容以特定地區的獨特景觀、神奇現象、歷史遺蹤和特定人群的獨特生活方式為主，向觀眾展示廣袤的中國國土上一些聞所未聞的或耳聞未睹的事物，尤其突出對日常生活狀態下的生活展示。與先前重大新聞事件的大場景、多機位、豐富的背景報道相比，現場直播報道已從動用一個臺的精兵強將，轉向調遺一支反應迅速敏捷的直播隊伍，以走訪的報道方式，以主持人為導線，帶領觀眾邊走邊看邊聽，現場直播變得日常化、生活化，不能不說是創作觀念的又一次變革。以第一期介紹山西平遙的老字號店鋪為例。通過直播我們看到平遙的老百姓在12月3日早上8：008：30的生活狀態。同樣的生活時間，不一樣的生活環境和生活狀態，帶給觀眾幾多新鮮和好奇。這是一種平民化的人文關懷意識在現場直播中的展示。又如明前品龍井介紹浙江梅家塢的龍井茶。茶作為一種文化已與中華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緊密相連。梅家塢的龍井茶是茶葉中的極品。這種茶是如何制作的？直播中國把觀眾帶到梅家塢的茶山，茶農的制作間。不僅看到享譽世界的龍井是如何采摘、如何制作的，而且通過貫徹其中的主持人敬一丹和于洪的介紹，了解了茶鄉人民的生活變遷和茶與人們生活和文化的關系。直播的意義不只是在于展現一個過程，更是通過這個過程的展示，賦予選題一種文化精神，這是媒介對民族文化、百姓生活的一種關注和貼近。由對直播的現場要求集中，便于報道，用完全紀實的手法再現現場，到大跨度、多機位、背景報道的介入，中國電視現場直播跨越了一大步。它不僅是技術發展帶給我們的新思維，也是電視人站在發揮媒介優勢的立場，尋找到的一個電視新聞報道的閃光點。而中國電視并沒有止步，站在代表社會進步和主流文化的立場上審視電視傳播的社會責任，于是有了直播中國。電視人以更加積極主動的態度，關注中國社會，在對現實的關切中流露出對自身進行反思和不斷增強社會責任的意識。三、直播中國體現了傳受雙方的平等關系現場直播報道是大眾傳播過程中受眾地位確立后，媒介采取的行之有效的報道手段。首先，我們從新聞類訊息的接受特征來看。“不論說明性本文什么時候揭示一種辯論，或者傳達一種信息，它都預先假定了對一個給定的客觀的參照；同樣，這要求不斷展開言論活動具有連續不斷的具體化，這樣，表述就可以獲得它所預期的精確性。因此，意義可能存在的多重復雜性就必須通過讀者觀察本文部分的可聯結性而不斷地減少。”現場直播通過長時間、多機位、跟進式報道和內容豐富的背景展示，在一個固定直播段中，保證觀眾持續不斷獲得豐富信息，消除不確定和不重要信息。真正調動自己的分析、判斷能力獲得自己想知和未知的精確信息。現場直播的過程正是觀眾信息確認或材料收集的過程，并且保證與事實發展同步感知。其次，由于大眾傳播媒介的普及，信息社會的到來，人們對感受外部世界的欲望越來越強烈。但在不知不覺中，人們習慣于接受通過媒介傳達的自己無法接觸的感性信息。不僅要求信息迅速、準確，而且希望信息全面。可是與現實中存在的無數信息相比，媒介中的信息只是經過傳播者選擇的現實世界的一小部分，是依據一定的價值觀、政治的或商業的意圖，從某種特定角度而進行的報道。直播中國的多機位的概述式報道，是傳播者通過精心組織策劃設計的，但它與事態發展同步，較全面地展現生活的過程，其提供的屏幕現實相對于單一的消息式報道和現場報道更豐富，更具有事態展示的真實性和價值信息，更符合觀眾對感性信息的接受方式。而且觀眾在了解新聞事件的同時，能聽到生活在其中的社會各方面對相關的大的社會背景的認識和評價。以便自己能主動地去思考，并影響自己的決策。由信息的被動接受到主動尋求和研究信息。所以說直播中國是媒介對受眾需要的認識提高和調整的產物。第三，新聞報道不僅幫助人們更全面了解社會現實，進行社會溝通，而且通過一定的社會規范、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的肯定和否定擔負起文化服務的責任。電視傳播具有原始形態的信息場，觀眾能夠眼見為實，親身體驗，通過傾聽分析、介紹、評論，了解報道者的主觀意向。才可能使媒介的議程轉化為受眾所關心的話題。在電視新聞傳播與社會文化發展互動過程中，提倡健康向上的文化精神，建構高品質的社會文化是電視節目應承擔的責任。我們看到受社會文化場的影響，電視直播節目中的文化底蘊越來越濃厚。它與東方時空改版后的追求一致，將人文關懷平民化，降低關懷的“門檻”，更貼近大眾的接受心理，注意利用電視傳播的社會影響力，提高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