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傳播學論文-時務報和它的讀者（之一）【標題注釋】本文為“行政院國科會專題計劃”“知識倉庫、思想資源與概念變遷：晚清士人的閱讀世界（）”（計劃編號：NSC92-2411-H-001-073）之部分成果，謹致謝忱。本文引用的時務報版本是強學報時務報（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影印本，全5冊），以下引用時，除注明文章作者與篇名外，因各文單獨起頁，故另只注明影印本總冊數（如影本2，即為影印本第2冊）與總頁碼。本文引用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989年，全4冊）時，除注明發函者外，縮寫為書札，并注明總冊數與總頁碼。【內容提要】作為晚清戊戌變法時期最受矚目的期刊，時務報在讀書界引起的回響多元繁復。每位讀者在讀報的時分，都會因個人關懷的不同與思想立場的差異，對時務報承載提供的訊息有他自己的理解和詮釋，從而形構了生命個體對外在局勢和自我定位的認知，響應的策略與行動自是千樣萬態。整體觀之，環繞著像時務報這樣的傳播媒介而引發的讀者的喜惡樂怒，其實是思想觀念體系價值系統在公共場域里的趨同或沖突。【摘要題】近代報刊與中國社會【關鍵詞】時務報/公共空間/公共領域/晚清/閱讀史【正文】拿到光緒廿三年(1897)二月廿一日出版的時務報第21冊的讀者，展卷伊始，首先映入眼簾的便是麥孟華與梁啟超的兩篇文章：麥孟華的文章放言“中國宜尊君權抑民權”，（注：麥孟華：論中國宜尊君權抑民權，時務報第21冊（本文附錄注明出版時間者，注釋中不再注明，下同），影本2，第1387-1390頁。）竟與時務報前此刊出的聲言“民權”之益的調子，好似正異其趣；（注：例如汪康年：論中國參用民權之利益，時務報第9冊，影本1，第556-559頁。）另一篇則是梁啟超介紹從美國的“墨爾斯根省之大學”畢業，“以發念救眾生疾苦因緣故，于是專門醫學”，并且“惟以中國之積弱，引為深恥”的江西九江女子康愛德之事跡的文章。（注：梁啟超：記江西康女士，時務報第21冊，影本2，第1390-1391頁。）兩文一出，都引發了時務報讀者無限的聯想。如高鳳謙（夢旦）就不認為麥孟華的文章是唱反調之作，在他看來，“中國之患，在于事權無屬，故百事廢弛。非伸民權，即君權亦無所寄”，而要提倡“民權”，在“論議措辭”方面，便“不可過激”，如麥孟華與汪康年的文章“出之以委婉，便足動聽”，（注：高鳳謙函（九），書札(2)，第1621頁。）因此他都給予正面的評價。另一位讀者是一代奇士劉鶚，引發他的注意力的則是梁啟超生花妙筆下的“江西康女士”，讓他不禁“神為之王”，并且，他也從申報里看到介紹這位女士的報道，（注：記奇女子、論本報所紀（記）奇女子，申報光緒廿三年三月四、六日。）兩篇文字不約而同地都說到她“尚待字閨中”，因之雖有“姬妾”但已經“斷弦”四年的劉鶚，以為這位“奇女子有難以擇配者”，于是乃即托羅振玉（式如）函告汪康年及梁啟超請他們“為作冰上人”，（注：劉鶚函，書札(3)，第2889頁。不過，劉鶚在此函里說，他看到申報報道康愛德事為光緒廿三年三月三日者，筆者未見是日申報有此一報道，僅于次日見之。）想要和她結為連理。（注：惟其結果如何，尚莫得其詳；關于康愛德的討論，參看HuYin,NamingtheFirstNewWoman,inRebeccaE.Karl&PeterZarrow(ed.),Rethinkingthe1898ReformPeriod:PoliticalandCulturalChangeinLateQingChina,Cambridge,MA:HarvardUniversityPress,2002,pp.180-211.）觀此二例，可以想見，作為晚清戊戌變法時期最受矚目的期刊，時務報在讀書界引起的回響，應該是多元繁復的。（注：關于時務報的研究成果，專著部分最稱重要者有閭小波：中國早期現代化中的傳播媒介，上海：三聯書店，1995年。臺灣另有兩篇碩士論文，分別是張明芳：清末時務報之研究，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1968年；孫承希：戊戌變法時期之時務報，臺灣師范大學歷史研究所，1998年。韓裔學者尹圣柱則將時務報視為張之洞個人掌控的官僚體制的延伸，見SeungjooYoon,Literati-JournalistsoftheChineseProgress(Shiwubao)inDiscord,1896-1898,inRebeccaE.Karl&PeterZarrow(ed.),Rethinkingthe1898ReformPeriod:PoliticalandCulturalChangeinLateQingChina,pp.48-76.汪叔子對時務報在廣州地區的銷售情況，有比較清楚的整理，見汪叔子：維新思潮的涌漲以時務報在廣州地區的銷售為例，學術研究2004年第4期，第106-109頁。在一般中國新聞史的專著里亦必包括對時務報的述說，例如賴光臨：中國近代報人與報業，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年，第3、4篇。關于時務報的兩大支柱汪康年及梁啟超與時務報之關聯的研究，更是不可勝數，舉其要者，以廖梅對汪康年之研究專著最稱精審，見廖梅：汪康年：從民權論到文化保守主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她另刊有相關論文：時務報三題，收入丁日初主編：近代中國第4輯，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4年，第215-226頁；汪康年與時務報的誕生，收入王元化主編：學術集林第9卷，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年，第196-216頁。余如崔志海：論汪康年與時務報，廣東社會科學1993年第3期。關于其他各方人物與時務報之關聯的研究，亦所在多有，如張力群：張之洞與時務報，復旦學報2001年第2期；黃士芳：康有為與時務報，史學月刊1995年第4期。以時務報為主體探討其間蘊涵的思想觀念之作如戴銀鳳：Civilization與“文明”以時務報為例分析“文明”一詞的使用，貴州師范大學學報2002年第3期。）每位讀者在讀報的時分，既會因為個人當下關懷的不同，也會由于個人思想立場的差異，對時務報承載提供的訊息，有他自己的理解和詮釋，從而形構了生命個體對外在局勢和自我定位的認知，響應的策略與行動自是千樣萬態。整體觀之，環繞著像時務報這樣的傳播媒介而引發的讀者的喜惡樂怒，其實是思想觀念體系價值系統之間在公共場域里的趨同或沖突；這樣看來，從時務報和它的讀者之間的互動切入，應該可以讓我們對于傳播媒介如何形成了晚清中國的“公共空間”，（注：關于“公共空間”或謂“公共領域”，自然取材于JrgenHabermas,TheStructuralTransformationofthePublicSphere:AnInquiryintoaCategoryofBourgeoisSociety,translatedbyThomasBurgerwiththeassistanceofFrederickLawrence,Cambridge,MA:TheMITPress,1989；他亦有比較簡要的述說：PublicSphere:AnEncyclopediaArticle,CriticalThoryandSociety:AReader,pp.136-142.從概念史角度言之，Habermas的論述自有其先行者，如HannahArendt,CarlSchmitt與ReinhartKoselleck相關的理論論述脈絡，參見J.L.Cohen&A.Arato,CivilSocietyandPoliticalTheory,Cambridge,MA:TheMITPress,1992,pp.178-254.從（馬克思主義傳統的）理論脈絡來批判Habermas的亦不乏其人，認為他宣稱的“批判的理性公共”，不過只是資產階級霸權的偽裝，他們控訴Habermas忽略了伴隨社會主義勞工階級運動之興起而出現的真正平等的公共領域。參見PeterUweHohendahl,CriticalTheory,PublicSphereandCulture.JrgenHabermasandhisCritics,NewGermanCritique,16(Winter1979),pp.89-118，亦可參見T.MillsNorton,ThePublicSphere:AWorkshop,NewPoliticalScience,11(Spring1983),pp.75-78.女權主義史家也將注意力放在1789年之后婦女如何被排除在公共生活之外的情境，進而聲言，公共領域的結構性轉型其實是營構了性別關系的新秩序而已。個中名著，參見JoanB.Landes,WomenandthePublicSphereintheAgeoftheFrenchRevolution,Ithaca:CornellUniversityPress,1988；余不詳舉。至于檢討反思Habermas的理論與具體歷史研究操作的文獻亦眾，如BenjaminNathans,HabermassPublicSphereintheEraoftheFrenchRevolution,FrenchHistoricalStudies,vol.16,no.3(Spring1990),pp.620-644；DaleK.VanKley,InSearchofEighteenth-CenturyParisianPublicOpinion,FrenchHistoricalStudies,vol.19,no.1(Spring1995),pp.215-216；JonCowans,HabermasandFrenchHistory:ThePublicSphereandtheProblemofPoliticalLegitimacy,FrenchHistory,vol.13(June1999),pp.134-160.結合理論脈絡和具體歷史研究之思考，并涵括Habermas本人響應的文獻，見CraigCalhoun(ed.),HabermasandthePubliSphere,Cambridge,MA:TheMITPress,1992.在中國史研究脈絡言之，導入“公共空間”及“公民社會”概念以開展者固眾，辯駁亦多，不擬詳論，參見孔復禮(PhilipKuhn)：公民社會及體制的發展，李孝悌、沈松僑譯，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第13期，1992年3月，第77-84頁；陳永明：“公共空間”及“公民社會”北美中國社會史的辯論，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第20期，1995年11月，第90-97頁。）提供個案觀察的視角。一時務報作為要求變法維新、具體見解卻不盡相同的士大夫，在追求變法維新的旗幟下共同開辦的報刊，（注：廖梅：汪康年：從民權論到文化保守主義，第50頁。）創刊伊始，便受到矚目，流通的范圍也極為廣泛。像是始終沒有派報處的奉天，（注：據廖梅對時務報各地派報處的整理，奉天不在其列，見汪康年：從民權論到文化保守主義，第70-73頁。）身處旅順的丁其忱，在時務報第4冊出版近三個月后，便可捧而讀之，勾起了他與時務報“總理”汪康年（注：據時務報第3冊（光緒廿二年七月廿一日）的本館告白本館辦事諸君名氏，影本1，第199頁。）當年一起在北京參加考試的回憶，于是動筆致意，表示對于汪康年在這一本時務報里的議論文字中國自強策尤為感佩，“議論確切，曷勝欽佩”，進而讓他也萌發了要求“變法制”，“以除錮習，振人心”的念頭。時務報其他“詳載中外時事”的文字，也讓他覺得“聳動心目”，“法至善，意甚盛”，并認為可以產生“上以當執政者之晨鐘，下以擴士君子之聞見”的效果。（注：丁其忱函（一），書札(1)，第1-2頁；本函系年考證參見本文附錄一；丁其忱函系年考。）從丁其忱的例子來看，“甲午”之役后在中國士人群體里曾掀起一片改革變法的呼聲，應該是由像時務報這樣的報館及其文字為中介，而搭建起它的群眾基礎；時務報本身的發展，也得力于這樣的群眾基礎，讓報館的腳步愈趨堅實。然而，時務報發展的群眾基礎，首先并不是純粹由報館本身打下的，在它方甫起步的時分，首先便得力于清廷封疆大吏提供的資源，同時也得力于參與時務報的士大夫的私人關系網絡，始可營構出時務報發展的物質基礎。隨著它的基礎愈趨堅實，讀者群體愈形擴充，它和官府以外的社會力量越來越有結合在一起的機會。只是，既然時務報本來就和官府的資源網絡有著千纏萬繞的關系，便難可避開官府那雙“看不見的手”的干預。如研究時務報的各家先行者，都注意到嚴復以“觀我生室主人”為筆名在時務報發表的辟韓引發的風波；（注：觀我生室主人來稿：辟韓，時務報第23冊，光緒廿三年三月十一日，影本2，第1585-1588頁。辟韓刊出后，即有屠仁守辯駁之文刊出：孝感屠梅君侍御辨辟韓書，時務報第30冊，光緒廿三年五月廿一日，影本3，第2053-2057頁；一般咸以為，此舉為張之洞授意，如湯志鈞：戊戌時期的學會和報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3年，第180頁；閭小波：中國早期現代化中的傳播媒介，第195-196頁；不詳舉。王憲明則別有他解，可參考王憲明：解讀辟韓兼論戊戌時期嚴復與李鴻章張之洞之關系，歷史研究1999年第4期。）以時務報而開始揚名天下的總主筆梁啟超，亦屢屢“以文亂法”，引發事端，例如他的知恥學會敘一文，（注：梁啟超：知恥學會敘，時務報第40冊，影本3，第2705-2707頁。）就讓時務報的重要支持者湖廣總督張之洞深覺這是一篇讓“閱者人人驚駭，恐招大禍”的文章，要湖南巡撫陳寶箴等采取動作，“速告湘省送報之人，此冊千萬勿送”。（注：見張之洞：致長沙陳撫臺、黃署臬臺（光緒廿三年九月十六日辰刻發），苑書義等主編：張之洞全集，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9冊，第7403-7404頁；陳寶箴等人的響應，不擬詳述。）與以為大禍將臨的張之洞同調的，則是身處無錫的時務報另一位布衣讀者裘廷梁，他讀了梁文以及刊于時務報同冊的麥孟華的論中國會匪宜設法安置，亦覺得其中實為“非常之言，似難與俗人道也”，萬一有心者“蹈間抵隙，文致鍛煉”，結果不堪想像，將會遭致與前此被下令封禁的京師強學會一樣的命運，后果嚴重：“黃種一線之生機絕矣”。（注：裘廷梁函（四），書札(3)，第2628頁；本函系年考證參見本文附錄二：裘廷梁函系年考。）不過，裘廷梁也不會因之而有所忌諱，反而將他與同仁創辦無錫白話報的計劃，想借著時務報公諸天下，“勸海內同志踵而行之，亦所以為敝報增重也”，（注：裘廷梁函（五）、（六），書札(3)，第2629-2630頁；此二函系年考證參見本文附錄二：裘廷梁函系年考。）他的心愿在三個月后亦告成真，無錫白話報序一文刊于時務報矣。（注：無錫裘廷梁來稿：無錫白話報序，時務報第61冊，影本5，第4106-4110頁。按，裘廷梁此文由汪康年聘定的新任總主筆鄭孝胥選定刊出，見鄭孝胥函（十），書札(3)，第2974頁。汪康年系于1898年2月16日聘定鄭孝胥為時務報新任總主筆，見鄭孝胥日記(2)，第643頁；時務報第53冊本館告白公布此事，見影本4，第3655頁。）同樣，江蘇學政瞿鴻禨雖亦對梁文不以為然，認為其文“直斥至尊，心何以安”，恐將“授人口實”，但是，他還是愿意捐款給時務報，惟不書本名而以“湘上漁人”之化名“助銀一百元”。（注：瞿鴻禨函（一）、（二），書札(3)，第3100-3101頁；此二函系年考證，參見本文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