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問題論文-“移民化”及其反動論文關鍵詞：移民化反移民化結構制度分析論文內容提要：目前，關于都市新移民的研究中，市民化與本土化兩個視角都比較強調現有的制度與文化對移民群體的同化以及相互間的融合，也帶有比較強的政治色彩。而從“移民化”的視角出發，通過對上述兩個視角所研究的在上海的農民工與臺商兩個移民群體的比較發現，如果把“移民化”理解為當地社會與移民群體之間的同化與融合，那么我們在現實中觀察到的則是一種“反移民化”的現象。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自下而上的漸進式社會轉型所形成的“結構變遷先于制度變遷，結構型塑制度”的社會變遷路徑可以對上述現象作出解釋。在此基礎上，一種“群體性共存”的“移民化”新模式開始形成。目前，關于都市新移民的研究當中，有兩個新的視角，一個是從“市民化”的角度關注進城農民工與征地農民的權利獲得（陳映芳，；文軍等，；林拓，）；另一個是從“本土化”的角度關注臺商在大陸的狀況（耿曙，、；黃凱政，；林家煌，）。其中，前者更多的是從公民權的角度出發，探討進城農民工與征地農民所應該享有的權利；后者則更多的是在海峽兩岸政治結構的框架下面，探討臺商的本土化是否會導致中國臺灣地區產業的空心化，以及兩岸的經貿聯系最終是否會影響到政治格局的變動。嚴格來講，這兩個概念都帶有很強的政治關懷。在本文的研究當中，將利用更具有社會學味道、更加中性化的“移民化”的概念來對上述兩種視角進行整合，并對他們所研究的進城農民工與大陸臺商兩個群體進行比較研究。從“移民化”的角度來看，上述兩個研究視角都比較強調當地現有的制度與文化對移民群體的同化以及相互之間的融合。其中關于市民化的討論比較傾向于從城市市民現有的權利與生活方式出發，討論農民工與城市市民的距離，并由此出發來討論農民工的未來發展問題；而關于本土化的討論則比較傾向于關注臺商企業在當地的經營狀況、臺商與當地人的社會交往狀況、以及他們對當地社會的認同狀況。本文，在關于上海及其周邊地區農民工和大陸臺商的研究中發現，隨著移民進入都市時間的增長，隨著移民群體規模的擴大，我們看到的不是“移民化”的程度越來越強，而是越來越弱，表現出“反移民化”的傾向。對于這種現象，上述兩個方面的研究都沒有進行充分的關注。本文的研究將從對此現象的考察出發，從“結構制度分析”著手深入討論這種現象產生的原因，以及外來人口“移民化”過程中所面臨的困難，并在此基礎上對“移民化”的概念作進一步的探討。農民工與臺商的“反移民化”傾向在上海都市新移民的調查當中，我們發現了這樣一種現象：早期進入上海的移民，包括農民工和臺商，往往都要經歷一個非常痛苦而漫長的逐步適應地社會生活的過程。他們往往不但要努力學會當地的方言，而且要盡量要求自己按照當地人的生活方式與價值觀念來看問題，努力在當地人的夾縫中尋找生存和發展的機會。在日常的生活當中，他們也會盡量爭取與當地人進行更多的交流。但是對于后期進入上海的移民來講，由于早期的移民已經為他們在這個城市中爭取到了一定的生存和發展空間，他們已經不再需要在當地人的夾縫中謀求生存：他們努力爭取盡快融入當地社會的動力大大下降，他們不但不會去學當地的方言，甚至在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方面，也更愿意固守自己傳統的東西；在社會交往方面，這些后期移民也表現出日趨封閉的傾向。從同化與融合的角度來理解，本文的“反移民化”傾向實際上包含了兩重含義：一是指“移民化”的結果，即經過了一段時間的“移民化”過程，新移民變得不是越來越像當地人，或者與當地人的關系越來越緊密，而是變得越來越不像當地人，與當地人的關系越來越疏遠。二是指“移民化”的過程，即在“移民化”的過程中呈現出的不是一種同化與融合的趨勢，而是一種分化與隔離的傾向。具體來講，這種“反移民化”的傾向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新移民變得越來越不像當地人。這一點，對于農民工來講，可能更多的可以從收入差距上出來。在過去的這些年中，雖然農民工的收入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農民工的權益（包括社會保障與子女入學等）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是總體來講，農民工與城市市民的收入差距卻在不斷擴大。雖然對于生活方式與觀念方面的改變，還沒有很好的指標來測量；但是至少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對于處于低收入水平的農民工群體來講，生活方式的改變很大程度上依賴于收入水平的提高；而近距離與處于高收入水平群體的接觸對觀念的影響，有時候產生的可能不是一種認同，而是一種仇視。對于大陸臺商來講，問題的表現可能正好相反，雖然近幾年，臺商與上海當地人之間在收入差距上日漸縮小，但是他們在生活方式上的差異卻在擴大。隨著越來越多的臺灣地區的服務業入住上海，臺商適應上海、融入上海的動力開始下降。其次，新移民的行為方式日益非正式化。對于早期移民來講，當他們遇到問題的時候，往往要求助于當地的公共機構或者政府部門。但是對于后期的移民來講，由于他們的先輩們已經開創出了一套穿透正式體制與制度的行為方式與非正式渠道，他們可以按照同樣的方式或渠道很快地解決問題；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對于通過正式的方式或渠道來解決問題逐漸失去了興趣，至少已經沒有太大的動力去爭取。第三，新移民的社會支持網絡日益封閉。對于早期的移民來講，他們為了在城市中立穩腳跟，不得不與當地人打交道，并在與當地人的交往當中建立起自己的支持網絡；雖然這種網絡很脆弱，或者讓人很不舒服。但是隨著移民群體的不斷壯大，移民之間的社會支持體系變得越來越龐大，新移民的社會支持網絡往往呈現出一個日益封閉的傾向。對于上述現象，本文的經驗調查主要來自于對不同移民個案的深入訪談，在訪談中，我們重點關注的是早期移民與近期移民生活狀況的差異，以及早期移民在“移民化”過程中生活狀況的變化。對“反移民化”傾向的“結構制度”分析在“移民化”的過程中，為什么沒有出現逐步“同化”與不斷“融合”呢？在調查中發現，與早期移民相比，近期移民進入當地社會時面臨的障礙越來越少了，已經沒有早期移民那種處處碰壁的感覺；與早期移民相比，近期移民對于當地的那種陌生感也有了很大程度的改觀，他們已經在當地生活得比較舒服了。對于那些老移民來講，近期與早期的這種差異更是明顯。這樣是不是就可以說明這些移民已經逐步被當地所同化，或者與當地逐步實現融合了呢？進一步調查發現，事情遠遠不是如此簡單。以往的制度與文化體系變得日益開放是其中的原因之一，但是更重要的還在于以往的制度與文化體系之外的新的社會空間的快速成長。在調查中發現，近期移民之所以覺得進入當地社會的障礙越來越少，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在這些移民中間，已經形成了一套解決各種問題的社會網絡和社會支持體系，他們基本上不再需要去哪怕已經開放的制度和文化體系當中尋找支持了。在移民比較集中的區域，移民文化甚至逐漸成為當地的主流文化，而當地人則逐漸成了當地的少數民族。比如，被臺商稱為“小臺北”的昆山，按照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柏蘭芝教授的觀點，已經形成了臺商與當地政府之間的“跨界治理”。也正是由于這方面的原因，才使得移民化過程表現出來的不是當地人對外來人口的同化和相互之間的融合，而是相互之間的分化與隔離。為什么“移民化”的過程會呈現出這樣一個局面呢？這很大程度上與改革開放之后我國城市移民政策的變動路徑相關。建國之后，城市的移民政策曾經經歷過一個由開放到封閉的過程，這個過程包括對內和對外兩個方面。對外，我們經歷了一個把帝國主義的在華企業和僑民逐步排擠出去的過程，這個過程，目前在國際學術界已經形成了一個專門的研究領域，稱為“被監押的帝國主義”。（謝艾倫，）對內，我們也經歷了一個城鄉二元結構逐漸形成，并逐步封閉的過程，這一點，在關于中國戶籍制度的研究中也有了很詳細的討論（陸益龍，）。但是無論是對內還是對外，這種從開放到封閉的過程都是由一系列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