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交流史上的武王

通過研究中世紀u交流史，研究中國u行業的和諧風格是南北朝的友好家族u。從東晉到南朝的三百年間，東亞結構並非長久不變。朝鮮半島南部及日本列島的政局原本由百濟與倭的雙邊關係所主導，但到了6世紀前半期，半島東南部的新羅加強了國制建設，加耶諸國亦在發展中分化，百濟、新羅、加耶、倭之間的多邊關係取代了百濟與倭的雙邊關係，東亞政治結構由此發生了根本性變化。本文擬探究蕭梁時期東亞諸政權之間政治秩序與交際網絡的形成與變化過程，以深化對這一時期東亞結構性變遷的理解。一、一般認爲，蕭梁時代是江左王朝與東亞諸國在政治、文化、經濟等諸多方面全方位和平交往的時代。這一論斷在宏觀上自無疑義，然而蕭梁國祚長達半個世紀，從天監元年(502)梁武帝受禪到太平二年(557)梁敬帝行禪的五十六年間，蕭梁與東亞諸國的往來並非一成不變。蕭梁對東亞諸國的重視始自建國之初。梁武帝即位於天監元年(502)四月丙寅，兩日後(戊辰)便下詔將高句麗王高雲、百濟王餘大、宕昌王梁彌釬、倭王武、河南王吐谷渾休留代等進將軍號。其中進號爲第二品大將軍號的皆爲海東諸王，高句麗王高雲爲車騎大將軍，百濟王餘大、倭王武爲征東大將軍。西北諸王進號後仍爲第三品將軍，宕昌王梁彌釬爲鎮西將軍，河南王吐谷渾休留代爲征西將軍。對於梁武帝的天下秩序重構，海東諸國似乎並未予以積極回應。按《梁書·諸夷傳》的記載，高句麗朝貢時間爲天監十一年(512)、十五年(516)，百濟朝貢時間爲天監十一年(512)，或遲至普通二年(521)。百濟與倭的關係發端於東晉後期，並在與高句麗的對抗中相互協作。武烈六年爲甲申年，被擬定爲天監三年(504)，此時的百濟王正是武寧王餘隆。武寧王在與武烈開展國交的同時，也與倭人豪族往來密切。和歌山縣橋本市隅田八幡宮藏有人物畫像鏡，鏡有銘文:“矣(癸的誤刻)未年八月曰十大王孚弟王在意紫沙加宮時斯麻念長奉遣開中費直穢人今州利二人尊所白上同(銅)二百旱(桿)所(作)此竟(鏡)。”癸未年爲天監二年(503)，銘文中的斯麻爲武寧王，孚弟王爲男大跡王(繼體)，男大跡王是武烈之後的下一任倭王，癸未年時尚是近江國高嶋郡的豪族。按銘文所述，銅鏡是武寧王爲男大跡王所作，體現了百濟對倭人豪族的懷柔之意。武寧王之所以主動懷柔倭人，與當時百濟所面臨的戰事有關。從天監元年至十二年(502—513)，百濟與高句麗持續在漢水流域作戰。百濟向半島南部的經略或許是引發倭人政權變更的一個重要因素。武烈在位僅八年，在他死後，大伴氏從近江迎接男大跡王(繼體)即位。武烈與繼體之間並無五代以內的血緣聯繫，繼體的即位是倭王譜系中最重要的一次世系斷裂。按《日本書紀》，繼體即位於丁亥年(507)，己丑年(509)爲百濟檢括逃戶，壬辰年(512)又割“任那四縣”於百濟。爲了與朝鮮半島更好地交流，繼體於辛卯年(511)將都城遷至山背筒城，戊戌年(518)又遷都弟國。百濟的積極外交還體現在與高句麗、新羅及加耶諸國的關係上。在武寧王十二年(513)葦川之戰後，百濟與高句麗間的戰爭情況缺乏記載。普通二年(521)，武寧王上表梁武帝稱“累破句驪，今始與通好”，梁元帝《職貢圖》題記中朝貢國有叛波、卓、多羅、前羅、斯羅、止迷、麻連、上己汶、下枕羅等半島南部諸國。蕭梁將這些國家視爲百濟的旁小國。二、梁普通二年(521)百濟遣使蕭梁，標誌著東亞交際網絡的初步建立。遣使蕭梁也是東亞交際網絡發展的內在要求。按《日本書紀》，自繼體三年(509)之後，百濟與倭互派使者絡繹不絶。六年(512)遣穗積臣押山使於百濟;七年(513)，百濟遣姐彌文貴將軍、洲利即爾將軍，副使穗積臣押山，同行者還有五經博士段楊爾;九年(515)，百濟使者文貴將軍歸國，與物部至至連同行;十年(516)，五經博士漢高安茂至倭，段楊爾歸國，百濟使者灼莫古將軍、斯那奴阿比多，與高麗使者安定一同赴倭。在繼體出生地近江國高嶋郡水尾村，今存鴨稻荷山古墳，爲6世紀前期的前方後圓樣式，陪葬物品如金製耳飾、金銅製冠、金銅製雙魚佩等皆是朝鮮半島南部的樣式。長期以來，文化紐帶在濟、倭關係中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這一紐帶在蕭梁時期被制度化。韓昇認爲段楊爾與漢高安茂之間的(6替遵循的是博士(6替制度，他推斷百濟與倭之間存在著制度性的交流關係。普通元年(520)蕭梁與北魏通使結束戰爭。百濟“始復遣使奉表”的次年(522)，武寧王薨殂，其所一力推進的“蕭梁—百濟—倭—新羅—加耶”交際網絡由繼任者聖王主導實際運行。《梁書·諸夷傳》:“中大通六年，大同七年，累遣使獻方物;并請《涅盤》等經義、《毛詩》博士，并工匠、畫師等，敕並給之”。1971年，武寧王陵被發掘，墓葬整體呈現南朝風格。王仲殊推想有中國工匠參加營建。中大通六年(534)與大同七年(541)，百濟向蕭梁請《毛詩》博士，當是爲了研習梁武帝所作的《毛詩》義疏。《梁書·武帝紀》載梁武帝著有《毛詩答問》。《梁書》之所以特意記載中大通六年(534)百濟遣使請《毛詩》博士，乃與該年南北格局的重要變化有關。七月，北魏孝武帝出奔關中，十月高歡另立孝靜帝，十二月孝武帝爲宇文泰所殺。北魏分裂後，正統性出現了嚴重的問題。按高歡所言:“今督將家屬多在關西，黑獺常相招誘，人情去留未定。江東復有一吳兒老翁蕭衍者，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爲正朔所在。”中大通六年(534)是百濟與蕭梁交往新階段的開端。大同四年(538)，百濟遷都泗沘，國號南扶餘。《陳書·儒林傳》:“陸詡少習崔靈恩《三禮義宗》，梁世百濟國表求講禮博士，詔令詡行。還除給事中、定陽令。”除了儒家經典義疏之外，梁武帝的佛教經解亦在東亞的文化交際網絡中起著重要作用。百濟爲梁武帝建大通寺並請梁武帝佛教經解，對新羅、倭國皆産生了重要的影響。《三國史記》記述新羅“肇行佛法”具體時間爲法興王十五年(528),佛教傳入倭地，《日本書紀·欽明天皇》記載是在壬申年(552)由百濟聖王遣使傳來。綜上可知，普通二年(521)與中大通六年(534)是東亞網絡化交際的兩個標誌性年份。前者是東亞交際網絡形成的開端，後者是東亞文化交流鼎盛期的開端。三、山人，國家蕭梁東亞交際網絡的斷裂始於侯景之亂。《梁書·諸夷傳》載:太清三年，不知京師寇賊，猶遣使貢獻;既至，見城闕荒毀，並號慟涕泣。侯景怒，囚執之，及景平，方得還國。侯景之亂爆發於太清二年(548)冬十月。太清三年(549)三月，侯景攻陷宮城，縱兵大掠。十二月，“百濟使至，見城邑丘墟，於端門外號泣，行路見者莫不灑淚。景聞之大怒，送小莊嚴寺禁止，不聽出入”。百濟使者的“號慟涕泣”，周一良先生認爲傷感動人。按《日本書紀·繼體天皇》的敍事，百濟對加耶地區的經略過程如下:壬辰年(512)，在哆唎國守穗積臣押山及倭國執政大伴大連金村的幫助下，百濟獲得任那四縣(上哆唎、下哆唎、婆陀、牟婁)。癸巳年(513)，百濟又獲取己汶、帶沙。己酉年(529)穗積臣押山又幫助百濟獲得加羅多沙津。聖王經略蟾津江流域引發伴跛(加羅)等國的對抗。按《日本書紀·繼體天皇》，己酉年(529)百濟獲得多沙津後，“加羅結黨新羅”，但隨後加羅與新羅因婚姻糾紛而兵戎相見。任那王已能末多幹歧(加羅異腦王)啓倭大伴大連金村曰:“今新羅違元所賜封限，數越境以來侵。”新羅的“南境拓地”迫使安羅、加羅等國倒向百濟。《日本書紀·欽明天皇》記辛酉年(541)安羅、加羅等國“徃赴百濟，俱聽詔書”。6世紀三四十年代，百濟與新羅雖在洛東江流域展開爭奪，但因爲北邊有共同的敵人高句麗，故而雙方並未爆發直接性的衝突，半島南部局勢尚具有可控性。太清二年(548)，高句麗王平成發濊兵攻擊漢水以北的獨山城，百濟請援於新羅，新羅將軍朱珍破濊兵。對百濟而言，獨山城之戰具有偶發性。乙丑年(545)十二月高句麗圍繞著王位繼承問題發生內亂，敗者不解兵，死者二千餘人。獨山城之戰成爲東亞交際網絡瓦解的開端。高句麗圍獨山城於正月辛丑日，或許是百濟通過其他渠道得知侯景之亂的情況，故而不得不調整與倭人及半島東南諸國的關係。庚午年(550)三月十二日倭使至泗沘，待四月一日離開泗沘之時，已經得到聖王不再追究延那斯、麻都之事的承諾。大寶元年(551)的戰事幾乎將朝鮮半島上所有的政治勢力全部捲入，並改變了各國的疆界。從表面看，百濟“遂復故地”，達到了475年漢城失守以來的國勢最高點，但是戰爭將新羅捲入，使得新羅的影響力不再局限於半島南部，這使得原來以文化爲紐帶、重在維繫半島南部政治平衡的百濟、新羅雙邊關係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新羅在奪取漢江上游地區之後，轉而奪取漢江下游地區。這一目標的制定，既是緣於高句麗的虛弱，也是由於新羅試圖控制通往中國的地區，與中原王朝直接交流。承聖二年(553)秋七月，“新羅取東北鄙，置新州”。統領百濟故地新州之軍隊的將領是金武力，他是南加羅末代君主金仇亥之子。四、中十年，梁治“”蕭梁時期是中古東亞交流史的繁盛期，蕭梁與東亞諸國在政治、文化、經濟等諸多方面進行了全方位的和平交往，形成了東亞交際網絡。這一時期分爲三個時段:梁武帝天監年間，即蕭梁統治的前二十年，是東亞交際網絡的初步形成期。百濟武寧王以文化優勢展開對倭的主動外交，在某種程度上促使了武烈、繼體間的政權更替。普通二年(521)武寧王朝貢蕭梁並被授予寧東大將軍，百濟成爲蕭梁天下秩序中海東諸國的首要國家，標誌著其所推進的“蕭梁—百濟—倭—加耶—新羅”東亞交際網絡的建成。梁武帝普通、大通、中大通、大同年間，即蕭梁統治的中間二十年，是東亞文化交流的鼎盛期。以中大通六年(534)爲標誌，該年北魏分裂，蕭梁王朝正統性被凸顯。百濟遣使求梁武帝所作儒經義疏、佛教經解，並遷都至與蕭梁交往更爲便利的泗沘。百濟將佛教進一步傳播到新羅、倭國，通過緊隨蕭梁文化發展以鞏固其在朝鮮半島、日本列島地區的文化領導權。梁武帝大同末期至梁元帝承聖年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