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前沿問題何睦329506612@環境史什么是環境史？環境史是以生態學為理論基礎，整合了生態史、生態文明史等舊有史學分支，又吸納了歷史地理學、環境學等相關學科的研究要素，旨在從歷史的角度審視人與自然的關系，以及以自然為中介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是研究由人的實踐活動聯結的人類社會與自然環境互動過程的歷史學新領域”（梅雪芹:《環境史學與環境問題》，第46頁）簡言之即是:人與自然之間的歷史關系。環境史學是繼政治史、社會史、經濟史、文化史之后，歷史學中方興未艾的新領域。它是在戰后環境危機、現代環保運動推動下，于20世紀60、70年代在美國首先產生的歷史學方向。R.納什的《荒野和美國思想》(1967年)的出版。超越了游牧理想,把荒野理想當成美國精神形成的關鍵。薩德

泰特(ThadTate)

認為，環境史研究應該包括四個方面:首先是人類對自然界的感知和態度;其次是對環境有影響的、從石斧到核反應堆的技術創新;第三是對生態過程的理解;第四是公眾對有關環境問題的辯論、立法、政治規定及對“舊保護史”中大量文獻資料的思考。

環境史生態學與環境史生態學是德國科學家E.海克爾在1866年提出的,但在它的美國化過程中,F.克萊門茨1916年出版的《植物演替:對植被發展的探討》中認為，地球上每個區域的植被都經歷了從幼小不穩定狀態發展到復雜平衡的“頂極”、形成“頂極群落”的生態演替過程,生態學正是研究這個過程,因而生態學家也是自然史學家。因此生態學家同時也是歷史學家。，它包含一些公認的假設：1．社會是由許多相互依存的生物群落構成的，人類只是這許多物種之中的一種。2．復雜的因果關系及自然之網中的反饋，使得有目的的社會行動產生許多意外的后果。3．世界是有限度的，因此，對于經濟增長、社會進步以及其他社會現象，都存在著自然和生物學上的潛在的限制。”

年鑒學派與環境史學法國維達爾學派反對德國學者拉采爾的地理決定論，認為，在同樣的環境條件下，人們并不會選擇同樣的生活方式，因此在人地關系中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關系，他們更傾向于強調“由于不同文化和個人決定所產生的人地關系中的不肯定因子”，認為“自然并不決定人應該做什么，但決定一些有限定的可能途徑，人可從中選擇”法國的地理學對“年鑒學派的領袖人物——呂西安·費弗爾、馬克·布洛赫和費爾南·布羅代爾有過很大影響”呂西安·費弗爾多次倡導人文地理學與歷史學之間的結合。1922年，他撰寫出版了《大地和人類演進：歷史學的地理引論》，該書成為溝通歷史學與地理學的橋梁。布洛赫在《朗格多克地區的農民》一書中，以大量篇幅敘述當地的自然環境。1949年，布羅代爾出版了《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該書分為3個部分，其中第一部分的標題是“環境的作用”，該部分“論述一種幾乎靜止的歷史——人同他周圍環境的關系史。這是一種緩慢流逝、緩慢演變、經常出現反復和不斷重新開始的周期性歷史”年鑒學派與環境史學年鑒學派對環境史學的啟示之二，還在于它的總體史觀念。布洛赫提出，“惟有總體的歷史才是真歷史，歷史研究不容畫地為牢，若囿于一隅之見，只能得出片面的結論”總體的歷史包括人類社會的各個層次：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個方面。依照總體史的觀念，自然史、生態史和環境史就必然應該納入新史學的研究范疇。無疑，環境史屬于新史學衍生的分支，是實踐和貫徹新史學理論主張的必然結果。年鑒學派對環境史學的啟示還在于對結構因素的重視。布羅代爾認為，某些長期生存的結構成為世代相傳的穩定因素：“這些結構在歷史中到處可見，它們阻礙著歷史因而也支配著歷史的進程。研究對象因此可以分為結構、情勢和事件。地理環境、生理現實、生產方式、文化心態都屬于結構的范疇，它們在許多歷史現象或事件的背后真正發揮決定性作用，因此就必須深入到這些幕后和深層結構中去探索、分析和解釋真正的歷史活動。在人與自然關系問題上，年鑒學派與環境史學都反對極端的“自然決定論”或“文化決定論”，主張或然論，承認人與自然之間變動不居的關系。或然論：法國的地理學家維達爾·白蘭士提出了一種人地關系論。即認為自然是固定的，人文是無定的，兩者之間的關系常隨時代而變化。年鑒學派與環境史學年鑒學派在《經濟與社會史年鑒》發刊詞中就提到，不崇尚方法論和理論的空談，而強調個案和具體的研究，他們并不認可以宏大敘事聞名的湯因比，他們提到，“湯因比的歷史觀雖然以其高屋建瓴和無所不包令人炫目，但這種歷史必定因采用大量第三手材料和不費力氣的泛泛空談而搞成一筆糊涂賬，這絕不是我們的治學方法。”年鑒學派的理論和方法為環境史提供了不少啟示。大部分環境史著作都是選擇一個特定的地區為研究對象，從事具體的實證研究，而關于環境史學理論的探討則還需要大力加強。對微觀研究的重視，也使環境史學與年鑒學派面臨同樣的困境，即歷史的碎化。勒華拉杜里作為年鑒學派第三代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對氣候、人口、瘟疫等問題饒有興趣，并有大量的成果問世。他于1967年出版了《公元1000年以來的氣候史》一書，《靜止的歷史》(1967)、《疾病帶來的全球一體化》(1973)、《危機和歷史學家》(1976)等論文，都著重探討了14世紀以降瘟疫在歐洲和美洲的橫行肆虐及其所引起的生態和人口危機。《蒙塔尤》(1982)一書第一部分題為“蒙塔尤的生態”，作者詳細介紹了朗格多克地區地形地勢、動植物分布、人口及其心態等。環境史的興起美國邊疆史學派在五六十年代雖然已過F.特納學說的鼎盛期,但仍然吸引著年輕的歷史學家拋棄環境決定論,改用現代生態學、環境學對邊疆問題和美國文明的成長進行新的解釋。這是環境史之所以在美國誕生的內在基因。卡爾.魏特夫《東方專制主義》中提出的“治水社會”理論對環境史研究有重要啟發性。他認為,環境與人都在不斷變化,環境通過人的活動與社會互動,促使社會結構重建,進而導致專制主義。歷史學的這些變化為環境史的出現提供了可能。美國環境保護運動的客觀要求。從經濟大蕭條和塵暴開始。塵暴和旱災迫使美國人用生態學的理論與方法重新反思人與自然關系的主流思想并開始改變傳統的價值觀。1962年,蕾切爾.卡遜出版了《寂靜的春天》,指出在我們時代人類面臨的主要問題是環境污染。DDT不僅能殺死害蟲,還危害那些食用了經過食物鏈染上DDT的食品的人類。核試驗和核戰爭不僅威脅人類的生存,還會滲透到遺傳細胞中,造成發育的變異。卡遜的著作激起了全民環境意識覺醒和聲勢浩大的環境主義運動。生態學的普及客觀上要求研究環境史,環保運動的發展也要求歷史學家提供歷史依據和理論。20世紀90年代以前環境史著作得到充分反映。克羅斯比的《生態擴張主義》、克羅農的《土地的變遷》、沃斯特的《塵暴》和《帝國之河》、麥錢特的《自然之死》、懷特的《依附的根源》描述的都是資本主義發展擴張所導致的一些生態災難和社會悲劇。環境史的興起唐納德·沃斯特(DonaldWorster)《塵暴》《塵暴》一書除前言和尾聲外,分為5個部分,共11章。其中,前兩部分從總體上對塵暴的惡果及其起因進行闡述,中間兩部分則對塵暴重災區的兩個比較典型的城市,即俄克拉何馬州的錫馬龍縣和堪薩斯州的哈斯克爾縣,分別進行具體細致的個案分析,以濃墨重彩的筆法描述了災區的破敗凋敝和災民的艱辛困窘。最后一部分則考察了聯邦政府的治理方略及30年代塵暴對人類的警示。該書以較多的篇幅細致而又生動地描述了20世紀30年代發生在美國南部大平原上的塵暴,指出美國的塵暴是“歷史上最糟糕的三個人為生態災難之一”。另外兩個是:中國于公元前3000年左右在高原地區的森林砍伐,地中海地區植被因過度放牧而受到的破壞。比較起來,中國和地中海的生態破壞經歷了漫長的時間,而美國南部平原的塵暴只用了短短50年就成了。就美國的塵暴災難而言,沃斯特認為是美國文化的“不可避免的產物”。美國文化“是一種社會制度、一套價值觀念和一種經濟體系。沒有一個詞能像‘資本主義’那樣可以充分地概括這些因素了”,即美國文化是典型的資本主義文化,它是美國在⒛世紀30年代出現塵暴和經濟大蕭條的共同原因。這兩個事件暴露了美國文化的根本弱點,“一個是生態意義上的,另一個是經濟上的”。環境史的興起卡洛琳·麥茜特(CarolynMerchant)《自然之死:婦女生態和科學革命》討了科學革命如何認可了自然的開發、貿易的擴張以及女性的被奴役，塑造了20世紀工業社會所面臨的困境與過去數個世紀的歷史事件之間強有力的關聯，并對自然與生命的有機論和機械論進行了討論。自然作為有機體的觀念在古代哲學中便可以找到根源。有機理論的核心是把自然、尤其是地球與一位養育眾生的母親形象等同起來。17世紀商業、技術的發展催生出的機械論把自然看成是死的、把質料看成是被動的，并且認可了對自然及其資源的掠奪、開發和操縱。現代生態學扎根于有機論，麥茜特所倡導的生態女性主義要考察婦女與自然相關聯的價值，考察現代婦女解放運動和生態運動對傳統自然觀的沖擊，以粉碎舊世界的方式呼喚一個新世紀的到來。“對過去的新解釋提供了透視現在的視角，并成為變革現實的力量。”這樣，《自然之死》中就看到了諸多對人們一貫視之為真理的知識和觀念的批判,譬如對最著名的“現代科學之父”培根的評判。“培根一直被譽為現代研究所概念的首倡者,工業科學的思想創導者,也即皇家學會的靈感源泉”,以及歸納方法的奠基人……然而,從自然、婦女和社會較低等級的視角看來,培根就不具有那種使人欣賞的形象了,就產生出對他最終有利于男性中產階級企業家的綱領的批判。”環境史的興起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日本學術界曾經有過從自然環境考察民族性格的嘗試。志賀重昂撰寫的《日本風景論》，歌頌日本的自然之美，說明自然地理環境對日本國民性形成的影響。和辻哲郎在《風土》一書中，用自然地理環境的不同來解釋日本、中國等國家國民性的差異。環境史的興起梅棹忠夫是日本享有盛譽的民族學和文化人類學學者，1957年發表《文明的生態史觀序說》一文，首次提出“文明的生態史觀”梅棹忠夫以歐亞大陸作為考察對象，將歐亞大陸劃分為第一區域和第二區域。第一區域包括日本和西歐。其他地區屬于第二區域，可以劃分為中國世界、印度世界、俄國世界、地中海或伊斯蘭世界四大集團。這些世界的結構相同，即都是一個有衛星國包圍的大帝國，它們在古代都曾顯赫一時，但后來無一例外地衰落了。

梅棹忠夫用生態環境來解釋文明演進的差別。他認為，第二區域是人類文明的發源地，而第一區域地處中緯度地區，氣候溫和，雨量適度，土地生產能力高，但在早期歷史中，由于被森林所覆蓋，難以產生出高度的文明。所以，第一區域是作為野蠻落后的民族開始自己的歷程的，從第二區域引進文明。

不過，第二區域氣候干燥，屬于干旱地帶，常常受到來自沙漠地帶游牧民族的侵襲，遭受到毀滅性的打擊。于是，這一區域的歷史就表現為破壞與征服交替發生的歷史，造成第二區域的落后。由于支配社會結構的各自條件特別是生態條件的不同，第一區域和第二區域在近代走上了完全不同的歷史道路。第一區域近代的經濟體制是資本主義，資產階級之所以能夠掌權，是因為在革命前他們已經具備了很大的勢力，這些國家的資本主義都產生于其封建制內部。第二區域雖然有過輝煌的古代文明，但是那里的封建制沒有得到發展，后來建立起的巨大的專制帝國已經遠遠落后于第一區域，資本主義也沒有能夠成長起來，以至于那里的大部分地區成為第一區域各國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世界環境史學的發展歐洲歷史悠久,環境史研究具有連續性。古典時代,偏重環境變遷與文明崛起與衰落的關系。中世紀,主要研究疾病、人口、農業與農村發展的關系。近代早期,主要分析獨特的環境與歐洲崛起的關系。進入近代以后,論題多元化。如科學革命如何使人與環境二元對立;工業革命與環境污染及其治理;生物科學和自然史在殖民主義侵略中的作用等。當代主要研究歐洲的綠黨和綠色政治。對前蘇聯東歐地區,主要研究馬列主義環境觀的實踐;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對環境的人為破壞和重建。澳大利亞的瓊斯和美國的斯塔夫里阿諾斯都指出，西歐的地理位置、自然環境有利于其現代化率先起步。對非洲環境史的研究起步早,成果多,角度新。1968年,P.柯廷在《政治學季刊》上發表的《流行病學與奴隸貿易》是該領域的開山之作。研究議題涉及的時間最早是第四紀東非環境史,然后是非洲生態環境變遷與人類的進化和古典文明的中斷。指出非洲傳統社會既不是田園詩,也不是血戰成性,又不是破壞環境,而是與環境基本和諧相處。殖民主義入侵后,世界市場經濟代替了生計經濟,掠奪成性,造成森林被毀,牧場過載,土壤侵蝕,氣候變異,干旱、饑荒、疾病流行。殖民者打碎了原有政治體制,破壞了傳統的互助合作、共度難關的能力,加重了災情。(殖民者雖然也采取了一些保護措施,如用科學方法保護森林、牧場和土壤,改變土地占有形式和耕作、放牧方式以及居住模式,但終因隱含種族主義目的而引起廣大非洲人的反抗斗爭。)獨立后,由于片面追求經濟增長或現代化,對環境造成更大破壞,非洲被邊緣化。環境問題與政治、民族等矛盾相互交織,出現環境難民;環境破壞使傳統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失去生存基礎;環境壓力要求非洲走生態與發展相結合的可持續發展之世界環境史學研究亞洲和拉美研究古代主要涉及環境變遷與兩河流域、印度河流域、黃河流域和瑪雅古文明的興衰。哥倫布到美洲后,全球實現了人口、疾病和物種的跨洲交流;森林過度砍伐和經濟作物種植對土地的過度利用促使殖民政府進行并不成功的環保立法和實踐。獨立后,都處于環境開發、保護與經濟發展的兩難選擇中。

日本明治維新后迅速工業化,公害嚴重,民間抗爭加強,公民政治發展。因此比較注重污染史、公害史研究中國環境史資料和內容非常豐富,可惜研究不夠而且分散。1993年臺灣中研院經濟所與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太平洋學院聯合在香港召開討論會,在亞洲和世界范圍探討中國人的環境觀、環境與聚落、環境與邊疆人口、生態環境與經濟之互動、自然環境與水利灌溉、氣候與農業生產、流行性疾病、民間和官方對環境的不同認知等。澳洲主要涉及殖民者帶來的人口、植物、動物和微生物的入侵,以及環境管理與保護政策。世界環境史學研究【英】克萊夫·龐廷《綠色世界史》從人口和資源的角度闡明了人類社會向前推進的內在原因及動力，人類歷史的狩獵采集階段、農業的產生、農業對生態系統的破壞、人類歷史上的糧食問題、1500年開始的歐洲擴張及帶來的資源掠奪和環境破壞、西方世界“人類中心”的自然觀、人類對野生動植物的掠奪和破壞、人類疾病發展的歷史、能源利用的發展史、城市發展史和環境污染史等。

該書的主要觀點認為，“人口-資源-擴張”這一矛盾循環的滾動發展寫就了人類的歷史：人類要依賴資源才可生存，當人口增長到一定程度時，資源相對匱乏，人類就會進行改革，尋找新的資源，從而引起歷史的變遷；此后，因為衛生條件改善、科學技術進步等因素，人口再次擴張，資源再次相對短缺，新的循環就開始了。該書還專門探討了人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