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當代西方后殖民主義文學思潮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反殖民主義斗爭風起云涌。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地被殖民國家相繼獨立。到20世紀70年代，世界進入了民族—國家的時代，世界范圍內的解殖進程已近尾聲，進入后殖民時期。在后殖民時期，批判并清除殖民主義殘留，就是后殖民文化思潮的主要意義指向。在文學領域內，這個時期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隨著民族的獨立而迎來了一種自覺的民族/世界文學。第一節東方主義與后殖民主義文學思潮就理論層面而言，后殖民主義之“后”主要有兩種解釋：一是作為一個時間概念，二是作為一種批評話語。作為時間概念，“后”又有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的“后”指20世紀50年代以后歐洲前殖民地相繼獨立，進而掀起了反思和批判歐洲霸權文化的一股熱潮；廣義的“后”可回溯到歐洲文藝復興之后，指西方文明尤其是歐洲帝國列強開始瓜分世界之后的時期，即現代的殖民化時期，但對這一漫長歷史時期的研究卻是以解殖后的當今時代為視角的。后殖民主義批評話語的始作俑者是美國學者愛德華·賽義德，他于1978年發表的《東方主義》（又譯《東方學》）是研究殖民話語的開創性文本。《東方主義》以“他者注視”為方法，首開后殖民主義文化批評之先河，從弱小民族的角度探討他者何以產生，歐洲自我何以成為了普遍自我，繼而以他者的目光“回視”這個普遍自我。一、西方少數族群的覺醒“族群”是一個民族學概念，也叫族團，指地理上臨近，語言、血統和文化上同源的一些民族的集合體；也可以指同一時間、同一地點、同一人群組成的團體。殖民主義出現后，強大民族侵略和占領弱小民族的國土，成為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控制后者的殖民者；而弱小民族則失去了自由、自治、平等和天賦權利而屈服于殖民者的統治，成為被殖民者。族群之間也因此失去了原始的平衡和和平。當一個族群達到高度成熟、進入民族自覺狀態時，這種身份認同就會演變成民族主義。早在賽義德發表《東方主義》之前，在殖民主義時期，思想家們就從民族主義出發，號召殖民地人民積極投入爭取民族獨立解放的偉大斗爭。在20世紀頭幾十年里，印度政治家和思想家莫罕達斯·卡拉姆昌德·甘地（1869—1948），非裔美國思想家杜波依斯（1868—1963），以及法屬馬提尼克島的弗朗茨·法農（1925—1961），都為少數族群的民族覺醒做出了極大貢獻。二、黑人民權運動與重新發現非洲從20世紀初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美國黑人的境遇并不好于他們在蓄奴制下的境遇。從1941年到1945年，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的黑人人數大幅度增加，黑人先后發表《杜拉姆宣言》和《黑人選民宣言》，創辦各種雜志宣傳種族平等思想，并發出了向華盛頓進軍的號令，致使民權問題位列美國國內問題之首。

到20世紀六七十年代，終于在全國鋪開了群眾性的抗議活動，為此后的反種族主義社會運動和后殖民主義文學提供了思想基礎。此期間涌現的黑人民權領袖除上文提及的杜波依斯外，還有馬庫斯·加維（1887—1940）、馬丁·路德·金（1929—1968）和馬爾科姆·X（1925—1965）。與美國的反種族主義、從事非洲文化復興事業相并行的另一條線索，是在北美以外開展的反殖民主義的民族解放斗爭。在這個陣營中，親身參與殖民地反殖民斗爭、為喚醒少數族群的獨立解放意識做出卓越貢獻的，當屬生于法屬殖民地馬提尼克島的法農。1953年后，法農開始參與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的活動，經歷了阿爾及利亞革命的高潮。他的另三部著作，《地球上受苦難的人們》（1961）、《即將發生的非洲革命》（1964）、《氣息奄奄的殖民主義》（1967），都是他在阿爾及利亞的革命經歷的總結和升華。三、非白人少數族群的文化身份認同實現黑人自我意識的覺醒，確定自己的文化身份，把反殖民主義和爭取民權的局部斗爭轉化為普遍的民族解放事業。在這方面做出卓越貢獻的重要代表人物就是提出和闡釋“黑人性”概念的桑格爾（1906—2001）和塞薩爾（1913—2008）。

利奧波德·塞達爾·桑格爾是闡釋“黑人性”概念的重要的非洲黑人思想家。在給“黑人性”下的多次定義中，桑格爾堅持“黑人性是黑人非洲文明的遺產、價值和精神”，“是黑人非洲文化價值的總和”。在桑格爾看來，黑人是具有特性的一種存在，其與生俱來的獨特價值不同于白人的價值。艾米·塞薩爾先在法國路易-格蘭中學接受中等教育，后在法國高師學習文學。他不僅把文學用于意識形態和政治目的，要求平等和獨立，而且通過文學創作參與了解殖運動，肯定新文化的存在，發出了新的不同的聲音。根據《帝國逆寫》中列出的四種后殖民文本的批評模式（“民族的”或地區的模式、基于種族的模式、比較的模式和注重雜交、融合的較為綜合的比較模式）。

塞薩爾1939年發表的《歸國筆記》為這些后殖民批評模式提供一個生動的文本。第二節北美及加勒比海地區后殖民文學書寫作為被殖民者對殖民歷史的批判性再現，后殖民文學以豐富的民族文化、生動的敘述方式和鮮活的語言風格書寫了各殖民地的文化以及這種文化與宗主國文化之間的沖突和融合。它的最大特點在于犀利的批判精神。它脫胎于民族文學，卻又由于其文化交融和文化沖突的本質而打破了民族文學的桎梏，以多元的語言實驗和流散的創作地域具備了世界文學的性質。一、后殖民文學的批判精神莎士比亞的《暴風雨》中常被后殖民批評家用來印證殖民主義行徑的一段話出自“野性而丑怪的奴隸”卡列班之口：這島是我老娘西考拉克斯傳給我，而被你奪了去的。你剛來的時候，撫拍我，待我好，給我有漿果的水喝，教給我白天亮著的大的光叫什么名字，晚上亮著的小的光叫什么名字，因此我以為你是個好人，把這島上的一切的富源都指點給你知道，什么地方是清泉，鹽井，什么地方是荒地和肥田。我真該死讓你知道這一切！但愿西考拉克斯一切的符咒、癩蛤蟆、甲蟲、蝙蝠，都咒在你身上！本來我可以自稱為王，現在卻要做你的唯一的奴仆，你把我禁錮在這堆巖石的中間，而把整個島給你自己受用。這段話淳樸而精辟地道出了殖民現代性前后的土著居民的境遇，但同時也犀利地揭示了代表被殖民者的卡列班的怨恨和反叛精神。巴巴在分析莫里森和戈迪默的作品時把這兩種文化、語言和知識體系之間相互沖突和相互融合的場所界定為“第三空間”，在這個空間里，在兩種（或多種）文化的縫隙之中，民族主體的集體經驗、共同興趣和文化價值相互滲透、協商、對話。開創了后殖民以文化差異和文化融合為重要主題的混雜敘事方式的卻是英國小說家魯迪亞德·吉卜林（1865—1936）。他的《基姆》被認為是比康拉德的《黑暗的心臟》更具后殖民性的一部力作。總體上看，后殖民文學的批判性不僅是通過不同文化的沖突和交融體現文化身份的認同和意義的差異。

最能體現這種批判鋒芒的后殖民作家是欽努阿·阿契貝（1930—2013）。他的代表作《瓦解》被認為是黑人非洲迄今為止最重要的小說之一。

二、美國少數族群文學的崛起美國作為移民國家，其人口顯然是由多個族群構成的。奴隸制廢除后，黑人似乎在政治地位上有所轉變，但其經濟狀況仍然低下，人權問題仍然沒有解決。重建時期以后，經過幾代人的不懈努力，到20世紀70年代，美國黑人基本贏得了人權斗爭的勝利，消除了種族隔離。在文學領域，也迎來了后哈萊姆時期的黑人文學的繁榮，隨之而來的是印第安人文學、亞裔文學和其他少數族群文學的興起。如果說20世紀上半葉以哈萊姆文藝復興為代表的美國黑人文學注重人權和黑人的自身解放，把關注點放在種族問題上，那么，后哈萊姆時期的黑人文學雖然沒有放棄種族歧視和階級壓迫的主題，但已把重心轉向了對歷史的挖掘。作為第一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美國黑人作家，托尼·莫里森（1931—）最突出地反映了美國非裔文學的這種歷史感。過去與現在、現實與想象、黑人與白人是莫里森等美國黑人作家的創作所依據的二元對立，但二者之間的界限卻不是鮮明的。兩種或多種文化之間的縫隙是美國少數族群作家賴以生存和創作的場所。無論是美國黑人作家也好，亞裔作家也好，還是印第安人等其他少數族群的作家，他們的一個共同點就是生活在一個以種族主義、男權意識和白人至上論為主導的后殖民社會里。三、民族文學與語言實驗無論是非洲黑人作家，美國少數族群作家，還是散居在加勒比海地區的其他族群的作家，都必須既要弘揚民族文化，深化民族的歷史感，又要關注人類共性，淡化民族差異，把本土的神話和民俗民風融入到一種多元的歷史敘述之中，從而體現出后現代語境下后殖民文學的“雜交性”。

對民族性的淡化首先體現為對“黑人性”的淡化。20世紀60年代，馬提尼克島作家愛德華·格里桑（1928—2011）提出把加勒比海人或流散的加勒比海人從“黑人性”中分離出來。從根本上說，格里桑架起了從“黑人性”向“克里奧爾性”過渡的橋梁。在《詩學意圖》中，格里桑號召加勒比海作家放棄黑人美學，開創一種新的感性，這種感性深深扎根于加勒比海地區的新文化地帶。實際上，格里桑意在創建一種新的加勒比海感性和一種新的加勒比海文學。出生在圣盧西亞島、法語的語言環境、天主教的宗教氛圍和講英語的衛理公會家庭里長大的德里克·沃爾科特（1930—），是“安的列斯性”的最好例證。

他的種族背景本身就是非洲和歐洲的對立融合。在1970年的題為《黎明所說》的文章中，他專門談到這個他經常回避卻又無法不提及的問題。1990年，沃爾科特發表了可以視為加勒比海地區民族史詩的《歐梅爾奧斯》。第三節當代歐洲作家的流散寫作流散指的是族群的移居現象。作家在移民狀況下從事的寫作被稱為流散寫作，構成了后殖民文學的一支生力軍。一、西方后殖民主義與現代性危機西方后殖民主義是對西方現代性的一種反思和批判，是20世紀50年代后世界性解殖進程完成之后，西方知識分子對前殖民地的歷史文化和殖民體系的遺留影響在社會、文化、經濟、語言等方面進行評估、重建民族和文化身份的一場運動。作為一種文化思潮，后殖民主義包括后殖民文化批評、后殖民理論和后殖民文學實踐這三大領域。20世紀上半葉印度圣雄甘地、美國黑人領袖杜波依斯以及來自非洲殖民地的思想家塞薩爾、法農和阿契貝等人都參與了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爭，并在理論和思想領域為反殖民主義運動做出了卓越貢獻。但真正開始后殖民主義文化思潮的當是賽義德的《東方學》（1978），而把后殖民文化批評與現代性批判聯系起來的則主要是霍米·巴巴。賽義德的《東方學》主要從學科建制的目的出發批判了西方文化的話語霸權對“東方”的壓迫和歪曲。賽義德在《東方學》中嚴重依賴福柯的知識/權力論，而在《文化與帝國主義》等后期著作中認識到了解構的力量，但真正把解構的力量發揮得淋漓盡致的卻不是賽義德，而是加亞特里·斯皮瓦克。真正把后殖民話語與現代性批判緊密聯系起來的是現任哈佛大學教授的霍米·巴巴。巴巴的理論依據是拉康的精神分析學。二、當代歐洲作家的流散寫作當代歐洲作家的流散寫作主要指散居在歐陸的非洲、亞洲、拉丁美洲等前殖民地國家的作家。他們客居他鄉，或暫時，或永久，以混雜身份和雙重視角審視這些國家的歷史和現實，用小說、詩歌和紀實文學等形式描寫、批判和剖析非西方民族的生活。英國的拉什迪（1947—

）和奈保爾就成了當代歐洲流散作家的典范。薩爾曼·拉什迪1947年6月生于印度孟買的一個穆斯林家庭。成年之后，他以自己的腦袋為賭注寫了一本《撒旦詩篇》，雖然該詩篇中涉及“東方”與“西方”的對立沖突問題，但揭示的主要是現代哲學的悖論和宗教的紛爭。在那部震驚世界文壇的小說《午夜的孩子》中，拉什迪秉承《摩訶婆羅多》的傳統，認為任何領導人都不會絕對清白無罪。V.S.奈保爾（1932—）的創作生涯和成就與阿契貝、索因卡、沃爾科特、拉什迪一樣，給世界文壇帶來了巨大的文化和政治變革，也是后殖民文學豐碑上的一顆亮星。奈保爾的印度情結是與生俱來的。印度的形象占據了他孩提時的想象空間，賦予他浪漫、懷舊和幻想的激情，同時也給他個性或主體性的形成注入了焦慮和矛盾。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把他的三次印度之行看作他尋找自我的心靈之旅。這三部通常被稱為“印度三部曲”的游記是：《幽暗國度：記憶與現實交錯的印度之旅》（1965）、《印度：受傷的文明》（1976）和《印度：百萬叛變的今天》（1990）。奈保爾的印度游記在一個層面上是他的心靈筆記，旅游成了一種認識工具，以此拆解他的殖民主體。三、西方語境中的非西方民族書寫在某種意義上，流散文學就是西方語境中的非西方民族書寫。這里的西方語境指的是歐美，而非西方民族則指從歐美之外的地區移民到西方的作家，包括本章所述的非洲作家、亞裔作家、拉丁美洲作家、加勒比海作家、美國非裔和其他少數族群作家等。賽義德在《文化與帝國主義》中歸納了作為后殖民的反殖民話語，流散文學或非西方民族書寫主要采用的幾種方法：（1）挖掘和發展本來屬于自己民族的東西，以與殖民文化形成挑戰和對抗，如塞薩爾和桑格爾等人提倡的“黑人性”。（2）尋根或重新發現被殖民者曾經擁有但在殖民過程中被壓抑的東西，如以里德和莫里森為代表的美國非裔作家所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