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國人民大學學生讀書筆記中國如何向“后劉易斯時代”過渡超越人口紅利讀書筆記毛 寧 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2013年09月16日/北京目 錄摘要3關鍵詞3引 言3一、劉易斯轉折點與人口紅利41二元經濟理論和劉易斯轉折點42. 人口轉變階段性特征和人口紅利5二、經濟現實印證劉易斯轉折點到來和人口紅利式微51. 劉易斯轉折點到來的現實證據52. 人口紅利式微的現實證據5三、向“后劉易斯時代”邁進過程中機遇和挑戰并存51.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打破“克魯格曼預言”52.劉易斯轉折點到達后的就業形勢53.改革收入分配，縮小貧富差距54.深化城市化和農民工市民化55.平衡區域發展，打

2、造中國“雁陣”布局5參考文獻5圖表目錄圖表 1 “劉易斯費拉尼斯”二元經濟模型5圖表 2 生育率與經濟增長率關系示意圖5圖表 3 分部門實際工資及2003至2008年年均增長率5中國如何向“后劉易斯時代”過渡超越人口紅利讀書筆記毛 寧 （中國人民大學 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 北京 100872）摘要：人口轉變的階段性變化是經濟社會發展的結果，反過來又對經濟發展產生重大影響。因此，無論是分析經濟發展，還是分析人口轉變，都有必要把二者聯系起來進行考慮。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口結構轉變產生的人口紅利對于劉易斯時代下中國二元制經濟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但是近年來，關于中國經濟增長是否正在喪失人口紅利的支撐，以

3、及經濟發展階段是否已經迎來劉易斯轉折點的判斷，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本文通過對超越人口紅利一書的內容梳理和相關理論內容的補充與思考，結合筆者對返鄉農民工的調查結果，認為中國經濟已經迎來第一個劉易斯轉折點，開始向“后劉易斯時代”過渡；與此同時，基于人口數量的第一次人口紅利也已式微。在這樣的環境下，機遇和挑戰并存，只有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合理調整產業結構和布局，深化農民工進城制度改革，完善政府公共服務保障，提升職業培訓和教育質量，深入挖掘第一次人口紅利的潛力，創造第二次人口紅利的條件，中國才能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成功跨越“未富先老”的窘迫境地，真正進入一元經濟的“后劉易斯時代”。關鍵詞：經濟

4、發展 人口轉變 人口紅利 劉易斯轉折點 后劉易斯時代 勞動力轉移 未富先老 中等收入陷阱 引 言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迅速騰飛。國內生產總值（GDP）從1978年的3645.2億人民幣增長到2012年的518942.1億人民幣，成為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數據來自國家統計局網站：與此同時，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也從1978年的300美元上升到2012年的6094美元。 數據來自國際國幣基金組織（IMF）。按照世界銀行最新標準，人均GDP收入每年在975美元之下的是低收入國家，9763855美元的是中等偏下收入國家，385611905美元的是中等偏上收入國家，在11905美元之上是高收入國家，

5、顯然我國已經進入中等偏上收入發展階段。這種輝煌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我國龐大的人口紅利在二元經濟結構下創造的勞動力比較優勢。但是，世界經濟的歷史表明，一個國家過去的成功并不能為未來的經濟發展買下保險，特別是當它跨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之后，往往要經歷一番艱苦卓絕的掙扎，那么中國能否順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與經濟發展過程相伴隨，中國的人口結構也發生了顯著變化。建國以后，人口轉變主要變現為在死亡率大幅度降低的同時，出生率繼續保持在高水平上，因而人口自然增長率過快。相應的，一直到20世紀70年代，總和生育率通常處在高達6%的水平上。然而，并不像許多人想象的那樣，生育率下降只是計劃生育政策的結果。其實，

6、總和生育率大幅度降低發生在1970至1980年間，即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實施之前，從5.8下降到2.3，在1980年以后總又下降了0.50.7。在這個基礎上，隨著人口轉變的第二個階段向第三個階段轉變，勞動年齡人口（1564歲的人口）的增長速度快于依賴性人口（14歲以下與65歲以上人口之和），其在總人口中的比重逐漸提高，人口撫養比不斷下降，加上儲蓄率持續走高，從而形成可以把經濟增長率提升到穩態水平之上的“人口紅利”。然而，進入21世紀，人口結構發生了新的變化，根據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在年齡結構方面，014歲人口占比16.60%，比2000年下降6.29個百分點；65歲以上人口占比8.

7、87%，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1.91個百分點，而且8.87%的老年比例已經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數據來自國家統計局網站：從2000年進入老齡化社會以來，中國人口老齡化速度還在逐步加快，“未富先老”的趨勢愈發顯現。從2007年開始，關于中國經濟是否到達劉易斯轉折點以及人口紅利是否耗盡，學界展開了激烈的討論。以蔡昉為代表的少數學者，對這兩個問題做出了肯定判斷，認為中國經濟出現的“民工荒”、勞動者工資上漲等現象恰恰符合劉易斯轉折點到來的特征；而以人口撫養比作為度量人口紅利的指標，其經歷了長期的下降過程之后，下降速度已經放緩，并預計在2013年見底，隨后轉為上升，也就是說人口紅利即將消失，這兩個判斷

8、是相輔相成的。盡管隨著時間推移，勞動力價格不斷上漲，勞資關系沖突加劇等證據，越來越有利于蔡昉的判斷，但是，一個揮之不去的傳統觀念是：中國人口基數大，勞動力數量多，農村剩余勞動力取之不盡、用之不竭，而且現實中的就業壓力未見緩和。因此，任何學術觀點或政策建議如果認為勞動力會出現總量不足的可能，農村剩余勞動力即將轉移殆盡，以至于得出劉易斯轉折點到來的結論，都難以得到廣泛認同。筆者對蔡昉的超越人口紅利一書進行了較為認真的閱讀，通過查閱數據資料、理論模型代入，并結合對返鄉農民工的實證調研經驗，肯定了其觀點的合理性，同時提出自己的獨特思考。對劉易斯二元經濟模型、劉易斯轉折點的判定條件、人口變化階段性特征及

9、人口紅利產生條件進行較為詳細的介紹是本文第一部分的工作；第二部分的理論和實證分析，主要用來支撐兩個基本判斷，即中國已經迎來第一個劉易斯轉折點和中國第一次人口紅利式微；第三部分揭示基于兩個基本判斷而引申出的中國面臨的機遇和挑戰，并就未來中國如何把握機遇、應對挑戰，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和“未富先老”給出簡單建議。一、劉易斯轉折點與人口紅利1二元經濟理論和劉易斯轉折點劉易斯轉折點的概念源于英國著名發展經濟學家A·W·劉易斯。他在1954年發表的一篇論文勞動無限供給條件下的經濟發展中，首次提出了完整的二元經濟發展模型。但是這一理論有較多不足之處，后來經過1961年和1964年拉

10、尼斯和費景漢兩位學者的改進，該理論變得更加準確合理，由此形成“劉易斯費拉尼斯模型”。該模型把典型的發展經濟體分為兩大部門：傳統農業部門和現代工業部門。最初，在傳統農業部門中，相對于土地等生產要素來說，勞動力十分豐富甚至是嚴重過剩的，所以勞動邊際生產率為零或負值，遠遠低于后一個部門。所以，現代工業部門在發展過程中，可以用很低且不變的工資水平（農村生存工資），將農業部門中的剩余勞動力源源不斷地吸引出來。對于工業部門來說，勞動力是無限供給的，所以它能夠以多快的速度增長和擴大，完全取決于它的資本積累能力。工業部門在固定工資基礎上將利潤用于擴大再生產，繼續吸收農村勞動力，直到勞動力不再是無限供給，農村轉

11、移勞動力工資水平開始上升，這個時點被稱為“劉易斯轉折點”。 王向,聶鵬.關于人口紅利與劉易斯轉折點問題的文獻綜述J.經濟評論,2013,(2).跨過第一個劉易斯轉折點之后，在更好的激勵機制和手段下，勞動力仍會從生產率相對低的農業向生產率更高的現代部門轉移，這個過程一直持續到兩個部門的勞動生產率不再有差異為止。那時，經濟將迎來“第二個劉易斯轉折點”（又稱為“商業化點”），標著二元經濟結構特征的消失，一元化的勞動力市場形成，所有勞動力的工資將反映其真實勞動生產率。以上思想可以用下圖來進行描述，假設整個經濟是封閉的, 分為城市和農村兩個部門,L表示該經濟體的所有勞動力( 暫不考慮人口增長),CD表示

12、農村動力的供給曲線，OR表示農村部門勞動力數量的起點,OM表示城市部門勞動力數量的起點。由此可將經濟發展過程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如B1-B2所示。假設農村部門存在大量剩余勞動力,工資水平維持在生存工資水平m。城市部門的工資水平為w,高于農村部門的m。最初,城市部門的勞動力邊際產出是A1-B1曲線,企業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使勞動力邊際產出等于工資水平w，在B1處達到均衡,雇傭OM-L1單位的城市勞動力，剩余的OR-L1單位勞動力留在農村,獲得生存工資m。隨著時間變化,企業家獲得利潤并進行再投資,資本存量上升,使得城市部門勞動力邊際生產率從A1-B1逐步上升到A2-B2。同樣為達到利潤最大化,

13、使勞動力邊際產出等于工資水平,此時城市勞動力不足,將從農村吸收L1-L2單位勞動力,達到新的均衡點B2。在B1-B2這個過程中,由于有農村勞動力的補充,城市整體工資水平依然保持在w,同時從農村轉移到城市的只是剩余勞動力,對農村的工資水平不發生影響,還是維持在生存工資水平m,所以這個階段也被稱為農村勞動力無限供給階段。圖表 1 “劉易斯費拉尼斯”二元經濟模型第二階段為B2-B3 階段。伴隨城市部門資本存量進一步增加, 企業家為使利潤最大化，均衡點不斷從B2向 B3移。在這個階段，,因為城市工資水平高于農村生存工資水平, 城市能夠繼續從農村吸收勞動力, 并保持工資不變。但是跨過B2點之后，由于農村

14、勞動力被過分吸收已變得稀缺,所以其工資水平開始逐步上升，直到均衡點到達B3時,農村勞動力工資水平等于城市工資水平。B2點和B2點就分別為第一個和第二個劉易斯轉折點。第三階段為均衡點形成于B3右邊時。隨著社會整體資本水平的提高,企業家為達到利潤最大化的均衡點,繼續從農村吸收勞動力。而這個階段的農村勞動力和城市勞動力體現出相同的稀缺性,雨水城市和農村工資水平同步上升，二元經濟終結，一元化的勞動力市場形成。 張曉波.中國經濟到了劉易斯轉折點了嗎J.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0,40,(1).2. 人口轉變階段性特征和人口紅利人口轉變理論描述的是人口再生產類型從傳統模式向現代模式過渡的趨勢

15、，反映社會經濟現代化進程與人口再生產的的內在聯系。最初由W·W湯姆遜最先提出，后經A·蘭德里、F·諾特斯坦等發展完善。對應工業化前后發展階段，給理論把人口再生產類型區分為三個主要階段，分別是：“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長率”階段；“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長率”階段；“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長率”階段。人口轉變最重要的一個結果是人口結構及勞動力供給特征的變化，而這對對經濟發展會產生顯著影響。當人口的自然增長率處于上升階段，需要撫養的少兒人口比率相應提高；再經過一個時間差，當“嬰兒潮”一代逐漸長大成人，勞動年齡人口的比率依次上升；隨著社會經濟發展，生育

16、率下降，人口增長率趨于降低，隨后逐漸開始出現人口老齡化。換句話說，當人口自然增長率先升后降形成一個倒U字形曲線變化之后，以大約一代人的時差，勞動年齡人口也將呈現類似的變化軌跡。 蔡昉.人口轉變、人口紅利與劉易斯轉折點J.經濟研究,2010,(4).因此，當人口年齡結構處在最富有生產性的階段時，充足的勞動力供給和高儲蓄率為經濟增長提供了一個額外的源泉，稱之為“人口紅利”。相應的，一旦人口轉變超過這個階段，人口年齡結構因老齡化而在總體上不在富有生產性時，通常意義上的人口紅利便相應消失，甚至出現“人口負債”。圖表 2 生育率與經濟增長率關系示意圖 由于人口轉變階段的變化可以用總和生育率來反映，我們可

17、以從理論上預期人口轉變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如右圖所示）：在總和生育率處于很高的水平上時，經濟增長率也相應處于很低的穩態水平上（假設沒有人口轉變和技術進步）；隨著生育率的下降，并由于隨之逐漸形成富有生產性的人口年齡結構，經濟增長率加快，因而獲得人口紅利，這個階段形成“人口機會窗口”；而當生育率繼續下降到更低的水平時，由于老齡化程度提高，經濟增長率逐漸回落到較低的穩態水平。二、經濟現實印證劉易斯轉折點到來和人口紅利式微1. 劉易斯轉折點到來的現實證據（1）城市“用工荒”與農民工“返鄉潮”自從2004年珠江三角洲地區普遍出現“民工荒”以來，這一現象非但沒有消失或緩解，反而蔓延到全國其他地區，甚至在勞動

18、力輸出的中西部省份。特別是2008年金融危機以后，第三次較大大規模的農民工“返鄉潮”興起，農民工返回中西部家鄉地區就業，不再外出，由此導致東南沿海地區制造業招工不足。 根據筆者于2013年1月份對重慶市萬州區返鄉就業農民工的問卷調查，104名調查對象中只有19人（18.27%）表示外出期間不好找工作，而剩余超過八成的農民工都認為外出到東南沿海地區找工作還是比較容易的。而當他們返回戶籍所在的城市，有60.58%的人用不到3個月的時間找到新工作，有30.62%的人在3到6個月以內實現再就業，對他們來說就業壓力并不大。 數據來自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學生科研訓練項目“基于三元理論對農民工返鄉

19、就業的影響因素分析以重慶市萬州區的實地調研為例”課題組。在這個現象背后，既有人口轉變的因素，也有社會經濟發展的影響。一方面，我國勞動年齡人口的增長速度正在大幅度減慢，整體上正在擺脫勞動力無限供給的二元經濟發展特征。2004至2011年，我國勞動年齡人口的增量以每年13.6%的速度減少。另一方面，城市勞動力與農業雇工需求都根據我國經濟的高速發展而不斷增長。2002至2009年，中國勞動年齡人口的增量從1511萬減少到665萬。而在這兩個年份，城鎮新增就業量分別為859萬和1020萬，農村勞動力外出就業增量分別為2071萬和459萬，顯然城市經濟部門對普通勞動力的新增需求量已經超過了其增長量。勞動

20、力短缺已經不再是短期性或地域性的問題，而是一個長期的發展趨勢，中國勞動力無限供給時代結束，直觀地佐證了劉易斯轉折點的到來。（2）普通勞動力工資水平上漲普通工人的工資以更快的速度上漲是勞動力供求關系轉變的直接體現，是近年來中國勞動力市場出現的重要特征，因而也是劉易斯轉折點到來最主要的證據。在常規的工資統計中，農民工和城鎮非正規就業人員的工資常常被遺漏，所以發表的平均總資并不能準確反映非熟練勞動者的工資水平及其變化趨勢，若以農民工工資代替之，則具有代表性。根據國家統計局的資料，農民工的工資近年來的確呈現加速上升的趨勢。2009年，農民工實際月平均工資為1221元，為2001年的1.9倍。近年來，全

21、國多數省份連續上調最低工資標準，普遍上漲幅度超過10%，有些省市的漲幅一年內就高達20%。雖然仍有人懷疑，但是大多數觀察者都承認，以農民工為代表的普通勞動者工資的持續上漲是真實的。根據劉易斯二元經濟模型，當劉易斯轉折點到來時，首先上升的應該是農村生存工資，所以，為了證明近年來持續的工資上漲是勞動力供求關系變化的結果，而非其他因素干擾造成的，有必要考察我國農業中使用雇工的工資變化情況。下表中的各種數據來源都顯示，2003年以來，不僅在普通勞動者比重較高的產業，如建筑業和制造業，工資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單是針對農民工這一特定群體，其工資也顯著提高；同時，在農業中使用雇工的工資則以更快的速度上漲。

22、 蔡昉,都陽.工資增長，工資趨同與劉易斯轉折點J.經濟學動態,2011,(9).這些證據顯示了農業剩余勞動力減少、非熟練工人短缺和工資提高之間存在一致性。另外，蔡昉等人的研究表明，不同技能的農民工之間、農民工與城市職工之間，不同區域之間的勞動力工資差異逐漸減小，工資趨同現象再次證明了劉易斯轉折點的到來。圖表 3 分部門實際工資及2003至2008年年均增長率（3）勞資關系沖突加劇勞動力供求關系的變化，必然引起勞資關系的調整。近年來，河南農民工“開胸驗肺”事件、深圳富士康“13連跳”事件、南海本田罷工事件等勞資沖突現象頻繁涌現，而這些沖突最終均以高額賠償或是超過20%的加薪幅度告終。這些現象也從

23、側面印證了勞動力無限供給時代結束和劉易斯轉折點的到來。在城市的普通勞動力市場中，企業是勞動力的需求者和買方，而農民工則是勞動力的供給者和賣方。過去的很長一段時間內，由于勞動力無限供給，再加上農民工技能和學歷低下，戶籍制度和就業政策歧視，所以實際上形成買方市場，對企業和雇主有利，他們可以肆意壓低農民工的工資，以較低的勞動力成本投入賺取較高的利潤。然而，隨著時間推移，人口結構轉變和社會經濟發展同時發生變化，勞動力由無限供給轉為結構性短缺，另外，政府開始越加重視勞動者權益保障問題，繼勞動合同法之后，又出臺了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使勞動關系訴訟成本為零，更提高了普通工人特別是農民工維權意識。特別是擁有較

24、高學歷的新生代農民工對工資和工作環境有更高的預期，當現實與預期不符時，他們更容易成為勞資沖突的主體。由此，可以看到，農民工在勞動力市場中的地位上升，二這正是劉易斯轉折點到來的典型表現。2. 人口紅利式微的現實證據迄今為止，中國人口年齡結構的特點是勞動年齡人口數量大，比重高，這保證了勞動力的充足供給，創造了形成高儲蓄率的條件，為20世紀80年代以來改革開放的經濟發展提供了人口紅利。按照蔡昉等人的估算，人口撫養比的下降，對1982至2000年人均GDP的增長，做出了26.8%的貢獻。然而，對于中國人口的預測，我們大多是根據20年不變的1.8的總和生育率（TFR）進行的。如今，官方靜悄悄地放棄了這個

25、生育率的說法，也就是說，按照國家統計局公開發表的數據，計算得出的TFR已經連續多年低于1.5，聯合國在2010年發表的世界生育率模式2009中，也相應地把中國2006年的生育率修正為1.4，將中國歸入低生育國家的行列。我國多年處于低生育率水平的結果，就是人口老齡化和勞動年齡人口增長減速。根據聯合國的中位預測，中國在2000年至2015年間，在勞動年齡人口增量逐年減少及至停止增長的同時，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重從6.8%提高到9.6%，屆時老年人口將超過1.3億，人口撫養比也會停止下降，轉而提高，這意味著中國跨過人口機會窗口，有年齡優勢帶來的人口紅利將消失。人口紅利消失的另一個證據是中國經濟增

26、長速度的放緩。數據顯示，2003到2011年，中國GDP實際增長了1.5倍，年均增速10.7%。但是，從2010年開始，中國經濟增速經歷了“三連跌”，從10.4%到9.2%再到7.8%。普遍的觀點是，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時代已經結束，未來增速將保持在7%-8%的“中速增長區間”。“十二五”中國不再“保8”，設定了年均GDP增長7%的新目標，就是出于經濟中長期發展的考量和人口紅利式微形勢下開啟戰略性調整和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主線的規劃要求。三、向“后劉易斯時代”邁進過程中機遇和挑戰并存在“劉易斯費拉尼斯模型”中，以兩個劉易斯轉折點為標志，我們可以把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法發展劃分為三個時期：在第一劉易斯

27、轉折點之前，城鄉勞動力市場存在二元分割，勞動力無限供給，農村生存工資低于城市工資，經濟發展享受人口紅利，我們稱之為“劉易斯時代”；跨過第二個劉易斯轉折點，也就是所謂的“商業化點”之后，二元經濟結構終結，一元化勞動力市場形成，所有勞動力工資均由其生產率決定，這就標志著“后劉易斯時代”的到來；而位于兩個劉易斯轉折點中間的階段，我們稱之為“過渡時期”。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過渡時期是一個漫長而又痛苦的過程，因為一方面原有比較優勢不再顯著，另一方面的新的比較優勢尚未形成，經濟發展動力不足，容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國內矛盾激化。但是，這也是一個充滿機遇的時期，如果能合理“轉舵”，確定新的經濟航向，那么跨

28、越“中等收入陷阱”，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指日可待。目前的中國就處在這樣一個向“后劉易斯時代”過渡的時期，機遇和挑戰并存。1.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打破“克魯格曼預言” 20世紀90年代前期世界銀行有一份報告名叫東亞奇跡，第一次向全世界推薦東亞經濟發展經驗，認為日本、“亞洲四小龍”及后來的“四小虎”，以及包括中國的沿海地區，都實現了以前的經濟體沒有過的高速增長。然而，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克魯格曼在當時卻說東亞沒有什么奇跡，東亞的經濟增長是靠資本和勞動要素的投入才獲得的，沒有依靠全要素生產率的進步，是不可持續的。實際上，作為新古典學派的代表人物，其所持新古典增長理論中關于勞動力短缺的假設在東亞經濟體是

29、不成立的。因為無論是日本、韓國，還是中國臺灣和大陸，都曾有過勞動力無限供給的發展階段，那么只要實現了資本足夠的積累，勞動力就不會成為經濟增長的瓶頸，不會出現資本報酬遞減現象，這也就是人口紅利。在人口紅利支持下，這種傳統經濟增長是一種廉價可行的發展方式。但是現在的問題是，隨著人口結構轉變和經濟社會發展，中國已經迎來劉易斯轉折點，人口紅利將消耗殆盡，勞動力變成了相對稀缺的資源，勞動力價格持續上漲，這對于中國經濟增長非常倚重的出口行業來說首先是個不利的消息，它意味著出口產品在世界市場上比較價格優勢和競爭力的削弱。隨著中國勞動年齡人口的減少和老齡化速度的加快，“未富先老”現象形成，社會負擔不斷加重。因

30、此，如果不轉變傳統的經濟發展方式，就真的可能如克魯格曼所說那樣，經濟不可持續，進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始終無法邁進高收入國家行列，甚至還會引發全社會的動蕩。挑戰的對立面是機遇，正是因為到達劉易斯轉折點和人口紅利式微，中國才會更加關注發展方式的轉變。首先是要把科技進步作用于經濟增長，努力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率；其次，是要把過去對勞動力數量的依賴轉移到對勞動力素質的依賴，這樣，即使勞動力價格上漲，只要勞動生產率上升更快，就能繼續保持勞動力優勢。此外，更重要的一點是勞動力工資上漲本身就可以創造新的增長源泉。我們講的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其中重要的一點就是從過度依賴外需、過度依賴投資，轉向依靠國內消費。而就

31、國內條件講，要實現這種轉變可謂恰逢其時。當前國內消費需求與現行的產業結構是適應的。根據亞洲開發銀行的分類，按照購買力平價，中國日均消費在2到20美元的中產階級人口占比為66%，消費總額占79.2%。這個群體恰恰就包括了農民工，由于收入水平較低，他們的消費需求主要是相對低端的消費品，而中國目前的產業結構乃至出口結構正好與這種需求相適應。隨著這個群體本身的繼續擴大，其消費需求可以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支撐內需拉動的經濟增長。因此，內需是有擴大的潛力的，擴大內需可以繼續利用現有產能，為產業結構調整贏得時間。2. 劉易斯轉折點到達后的就業形勢在典型的市場經濟條件下，伴隨著宏觀經濟周期性波動，勞動力供求關系相

32、應發生短期變化，形成周期性失業現象。而由于勞動力市場摩擦和產業結構變動，就業意愿與就業需求不匹配，以及求職者人力資本與雇主的要求不匹配，分別導致了摩擦性和結構型自然失業。隨著勞動力與已在更大的程度上通過市場進行配置，并且宏觀經濟呈現典型意義上的周期性波動，我國也有了周期性失業和自然失業兩種類型。具體來看，未來一段時間內，中國城鎮勞動力市場上需要關注的就業困難群體構成主要是：剔除在農村內部流動的那一部分后，農民工進入城鎮就業的人數大約為1.46億；新畢業的大學生690萬人，加上往年畢業尚未就業的150萬人，總共超過800萬人；按照近年來較高的登記失業率4.3%估算，城鎮失業和可能失業的下崗再就業

33、中年人數大約為1600萬。首先，就農民工來說，在大規模農村剩余勞動力穩定地轉移出農村，進入城市非農產業就業之后，農業生產方式做出了相應的調整，農業不再是剩余勞動力的蓄水池。這一點在筆者的調研中顯現的非常突出，根據2013年1月對重慶市萬州區104名返鄉就業農民工的調查，37人家中已經沒有耕地，而家里依然有耕地的67人當中，有23人表示耕地閑置，有18人表示耕地承包給了其他的農戶或公司，只有26人表示耕地是自家種植，也就是說，只有四分之一的返鄉農民工保持著土地上的勞動。與此同時，城鎮對農民工的勞動力需求也形成了剛性特征。因此，這個勞動力群體事實上成為城鎮非農產業就業的主體，加之他們在勞動力市場上

34、受到的社會保護程度低，已經成為宏觀經濟波動造成的周期性勞動力市場起伏的主要承擔者，毋庸置疑，每當經濟走低并沖擊到勞動力市場時，農民工充當其沖地遭受周期性失業的打擊。大學畢業生就業難和失業現象是伴隨1999年高等學校大幅度擴招產生的。1998至2008年，高等學校招生數的年均增長率為18.8%。擴招的結果必然是新增勞動力中高校畢業生比重提高，但是由于高校教育體制和就業指導存在問題，高校畢業生具有的人力資本與勞動力市場需求不匹配，加上大學生往往對就業崗位存在較高的預期，致使其成為勞動力市場上的困難人群，這屬于自然失業。城鎮就業困難勞動力是另一個容易受到自然失業沖擊的群體。這部分勞動者群體的典型特征

35、是存在人力資本上的弱勢，主要表現為年齡偏大、教育水平低、身體狀況差、缺乏技能特別是缺乏技能更新能力等。因此，他們不僅在城鎮就業政策調整和企業“減員增效“改革中，遭受過下崗、失業等沖擊，而且在退休之前會經常面臨失業、再就業的結構性和摩擦性矛盾。有很多人不贊成劉易斯轉折點到來，即勞動力由無限供給轉變為相對稀缺的觀點，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現實中存在上述的就業壓力和失業現象，他們擔心政策制定者會因為相信劉易斯轉折點到來而對就業問題掉以輕心。實際上，以蔡昉為代表的學者提出劉易斯轉折點到來，絕沒有低估重要性的意圖。而是認為，長期困擾并作為政策重點的就業總量問題，逐步轉化為結業的結構性問題，政府應該順應這種變化

36、，及時轉變就業政策的關注點和實施手段，面向不同的就業困難人群，制定更加具有針對性的就業促進戰略和扶助政策。3. 改革收入分配，縮小貧富差距庫茲涅茨在總結經濟發展和收入分配的關系時，并沒有斷言收入分配惡化的現象會一直持續下去，而是描述了一個倒U字形的變化軌跡，即隨著經濟的發展，收入差距擴大到一個最高點之后，便會轉向縮小的階段。因此，庫茲涅茨轉折點是一個收入分配開始改善的轉折點。雖然這個轉折點到來的時間在各國不盡相同，但是，它通常是與第一個劉易斯轉折點相關的既然勞動力無限供給特征的初步消失導致工資提高，既然普通勞動力收入狀況的改善是縮小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兩個轉折點在邏輯上必然是重合的。而兩個點能

37、否在經濟現實中實現重合，歸根結底還要取決于政府采取什么樣的應對政策。如果政策順應發展階段變化，即一方面通過必要的規制，加強對勞動者基本權益的保護，另一方面維護市場的自然選擇，提高勞動力轉移的激勵機制，那么，兩個轉折點的重合就是邏輯與現實的一致結果。在過去的十年里，中國普通勞動者工資上漲始終沒有超過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幅度，這對于廣大勞動者來說是不公平的，同時，也造成了較大的城鄉收入差距和不斷擴大的貧富差距。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中國的基尼系數自上世紀末以來迅速攀升，并且已經連續多年高于0.4的世界警戒線。而聯合國的統計數據則認為2011年中國的基尼系數就已達到0.55，成為世界上貧富差距最大的國家。

38、因此，當劉易斯轉折點到來，勞動力由無限供給轉為相對短缺時，全社會應該允許存在一個讓工資更快上漲的空間。這正是調整收入分配，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者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的大好時機，對于改善一次分配格局是求之不得的，千萬不能葉公好龍。4. 深化城市化和農民工市民化在“十二五”規劃期間，“城市化”被廣泛提及，諸多國內外學者認為，城市化作為建設需求的創造者和消費需求的引導者，是未來5年乃至更長時期保持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重要引擎。中國目前的城市化水平為52.6%，即按照常住人口統計，在城市居住6個月以上的人口，無論其戶口登記地是在城市還是在農村，都包括在內。顯然，那些在城市打工超

39、過半年的農民工及其家屬也被統計到這個城市化數字中過了。如此統計，我國的城市化水平不僅已經大幅度提高，而且提高的速度是全世界最快的。可問題是這樣的城市化有什么作用，它又能否持續呢？首先探索一個問題：城市化到底意義何在？蔡昉在書中表示，城市化不在于人口比例，而首先在于產業集聚產生的規模經濟或外部經濟，可以給經濟增長帶來生產率的提高。其次，人口聚居產生對服務業的更大需求。針對中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所面臨的課題，城市化最重要的意義是創造能夠拉動經濟增長的消費需求，同時解決就業難題。把沒有城市戶口的農民工統計在城市化率中，固然可以顯示農民工轉換了就業類型，城市化的就業效應得到發揮，然而如果從城市化對消費需

40、求的推動來看，其效果卻沒有充分顯現。2011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發布的2012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藍皮書中指出，工作和居住在城市中的農業戶籍者大多處于“半城市化”狀態，也就是成為城市中的非農就業人口或常住人口，但難以像本地非農戶口居民那樣分享到城市化帶來的城鎮居民的社會待遇，面臨著勞動保障和社會保障覆蓋不足困境。根據筆者對重慶市萬州區104名返鄉農民工的調查，當問及外出務工期間是否覺得自己是城市人的時候，有80.77%的人給出了否定的答案；而當我們進一步探究其不認為自己是城市人的原因時，得到的頻率最高的回答是沒有自己的房子，沒有城市戶口，家人和自己不在一起，沒有較高的收入，沒有城市人的各種權利和社會保障。因此，無論是因經濟周期因素還是最終預期，沒有獲得正式市民身份的農民工，仍舊把農村老家視為自己的歸宿。沒有歸屬感的農民工雖然在城市掙得工資，但是依然按照農村的模式進行消費和儲蓄，他們不能發揮城市化促進服務業發